历史的微妙―北宋和金的命运结局分析
北宋和金的命运结局分析
我们都知道，公元1127年对于宋王朝乃至汉民族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年份，在这一年，金军南下攻宋，两个皇帝基本没做抵抗，开门迎降，宋徽宗和宋钦宗及三千多人被女真金国虏去，北宋灭亡.这是汉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赵构在河南商丘另建新朝，就是南宋 ，令人不解的是，灭亡北宋的女真金国，在一百多年后，就被蒙古所灭，但是他们的皇帝却坚强不屈，一直抵抗到最后，直至殉国。两种不同的做法，同样的命运结局，这里面有何玄机呢，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时代背景。
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大举南侵，金军统帅宗望统领的东路军在北宋叛将郭药师引导下，直取汴京。宋徽宗仓皇让位于儿子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仓皇逃往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靖康元年(1126年)，围攻汴京的金兵被李纲击退北返，赵佶才回到汴京。年底，金兵再次南下攻破汴京，靖康二年春，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三千多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京都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赵佶几经周折，被押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被囚禁了九年后，1135年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公元1142年，宋金根据协议，将赵佶遗骸运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由宋高宗葬之于永v陵，立庙号为徽宗。而宋钦宗在1155年也被迫害而死。
再来看金这一边，正大八年(1231)十一月，拖雷率蒙军四万南下，取道南宋进攻金朝南部的金州，哀宗命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由陕西引两省军三十万南下堵截，蒙金战争再起。天兴元年(1232)经过三峰山，均州，开封战役。金军主力丧失殆尽，良将尽死，从此再也无法与蒙军抗衡。天兴二年(1233)六月，因归德形势恶化，哀宗逃往蔡州。蒙军随即进兵蔡州，围困之。十一月，宋将孟珙、江海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出兵助蒙灭金，合围蔡州。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蔡州已被围三个月，城中粮尽。初九夜，哀宗传位于宗室完颜承麟。次日，承麟受诏即皇帝位。正在行礼，蔡州城南已经立起宋军旗帜，诸大臣亟出抗敌。宋军攻破南门，蒙军攻破西城，双方展开激烈巷战，四面呼声震天。金军将士顽强抵抗，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徇国。哀宗自缢于幽兰轩，末帝完颜承麟率兵巷战，为乱兵所杀。金亡。近侍焚哀宗尸，收哀宗骨，葬于汝水。
那么从这两个时间相近的王朝灭亡教训中，我们可以发现王朝灭亡共同点有：
第一、 政治腐败，内讧严重。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守旧派与变法派轮番上台，彼此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倾轧打击，吕惠卿，章为首的变法派和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守旧派导演的党争让北宋的政治逐渐走上了恶性循环的轨道。党争迭起大大削弱了王朝核心阶层力量。而金呢，经历了金世宗，金章宗两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后，由于继任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女真贵族的腐化堕落，开始走下坡路。大定八年(1168年)，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其中多不能弓矢”(《辽史.夏史.金史》金史卷)。路沙虎，术虎高棋，蒲鲜万奴等奸佞之臣的先后出现，则使变乱不断的金国政局雪上加霜。
第二、 经济衰退，民不聊生。作为一个历史业余爱好者，笔者在这里且不去探究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评价，只就北宋一朝来讲，王安石变法确实引起北宋后期政局的动荡和经济的恶化，在李裕民教授的《宋史考论》里就有关于对王安石变法消极影响的精辟论述，其中第四点是：为后来的掌权者利用新设机构实施自己想搞的所谓新法开创了先例(李裕民《宋史考论》-《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这点在经济上非常突出。王安石死后，变法派失去了灵魂人物，变法派在绍圣，崇宁年间重新掌权时，陆续地修正和实施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新法不但不注重发展生产，而且还出现了打着新法名义，敲诈勒索百姓，商人的恶劣行为，比如蔡京就随意改变《盐抄法》致使大量商人破产自杀。北宋经济在新法的变味实施中开始走下坡路，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失业农民激增，城市物价飞涨。而金朝呢，由于其是由半渔半猎的经济形式过渡到定居农耕的经济形式。迁徙中原的女真故民大量的占据了汉地故民的土地，这种以牺牲汉人利益去救济女真人的方法，不但没有解决农耕经济形式下女真人日益贫困的问题，还引起了新的土地兼并和民族矛盾问题。同时由于金后期与蒙古连年战争，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军费开支，又不断加重汉族的赋役，农民破产，农业萧条，金朝的经济日益衰弱。
第三、 军队战斗力下降。冗官冗兵一直是北宋的一个弊端。冗官暂且不提，在这里只说冗兵。北宋的将和兵制度有严重的缺陷，将是临时选派，兵是募兵。导致的结果就是将无威信地位，对军队缺乏掌控性，而募兵呢则需要耗费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宋仁宗时期，光禁军人数就有80万之多，财政捉襟见肘，这无疑给政府，给百姓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可以说终北宋之世，始终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宋徽宗时禁军人数膨胀超过了宋真宗时的三倍之多就是典型。金由于汉化程度过激，南迁中都后女真贵族在生活作风上，逐渐“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陈亮集》增订本卷2《中兴论》)猛安谋克制崩溃，丧失了当初吞辽灭宋，气吞万里的气势。
那么他们之间又有哪些不同点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 亡国之君作为不同。建立北宋政权的核心力量是起于唐朝，兴盛于五代十国的藩，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势力，以文官居于国家的核心中枢。使宋逐渐成了一个文人社会，文人主导国家固然有他的优点，比如文人容易推动国家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可以使国家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但是也有它的先天不足。北宋的对外作战，为什么屡战屡败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它的选将体制有关：临时选派，文人担纲。这就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局面。其结果必然导致主帅无威信，军队战斗力不强，这种局面直到南宋一直存在。笔者以为，文人社会的一大弊端就是社会氛围浮躁，骄奢淫欲之风盛行。北宋一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鼎盛的时期，文豪大家辈出，当时社会也以尊儒读书为尚。宋徽宗不思治国， 专务书法，大造艮岳，搜刮花石纲。上行下效，蔡京附和宋徽宗，在苏杭设置“置奉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就是一典型，可以说终北宋一代，自太祖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强有力的君主，这也是北宋一直被后世诟病的原因。金则不同，金完全是一个半游牧半渔猎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后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汉化了，但是这个民族的某些优良传统还保留着，史载：“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金史.太祖本纪二》)因此，直到金王朝末期他们的君主骨子里还流淌着先主勇武的血液和基因，蒙金战争几十年，金一直在抵抗，在对待蒙古人的态度上，金王朝内部投降派的声音并不占上风，保家卫土，君臣之间政见比较统一，上下齐心。为这就与宋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哀宗即位后不屈不希力图复兴无疑更强有力地说明了一点。
第二， 经济基础不同。北宋的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宋仁宗年间，北宋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gdp占到了世界的50%，(孙秀玲《一口气读完大宋史》引言)直到宋徽宗年间，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描绘宋徽宗宣和年间汴京的繁华景象。而金则不同，经过世宗和章宗的“大定明昌”之治，金国达到了鼎盛时期，不过与北宋甚至南宋相比，它的经济，科技，文化始终难以望其相背。金章宗后期，金国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土地兼并严重，经济调弊，瘟疫流行，人民贫困交加的现象。经济衰落不仅导致了金国农民起义，也产生了很多地方割据势力，这使得金王朝的财税收入大大减少。蒙金战争后期，金军由于物质供应困难而屡遭败绩， 开封保卫战无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第三， 群众基础不一样。靖康之耻后，各地的勤王和义军运动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如有名的河北王彦八字军，红巾军，李纲，宗泽等众多爱国将领也在全力勤王。而在金国陷入危机的时候，勤王力量可谓是P毛麟角，义军运动基本为零，非但如此，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占人口少数的统治民族-女真和占人口多数的被统治民族-汉族，契丹族之间的关系，“汉民对女真怨入骨髓，”民族矛盾一直存在着，到金后期，汉族人民和契丹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沉重地打击了金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第四， 战略位置有差异。虽然北宋和金的灭亡直接原因都是皇帝处于四面受敌之地，但是相对于宋来说，金的情况更加复杂，金灭亡前夕，不但北有蒙古，西有西夏，南面是百年宿敌南宋，而且连大后方东北老家都被蒙古所占，可以说是处在四战之地，没有战略周旋的地方，稍有不慎，就会倾覆。非但如此，金宣宗时期还推行错误的国策，大举伐宋，“拆东墙补西墙”，彻底将自己潜在的盟友推到对立面，当然它的最终灭亡也跟南宋的短视国策有关，南宋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或厉害，在金灭亡前夕充当蒙古的帮凶，又一次重演了北宋的历史。可以说宋王朝在同性质的一件事上摔了两次跟头，令人叹息。令人感慨的是，与北宋不同：金国自身还有一个民族的大后方，即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故地。三四百年后留居故地的女真后人，正是在这片广袤的沃土上，又建立起一个比金国更为强大，历史更为绵长的王朝――清。这又是宋朝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了。
两件结局几乎相近的历史事件，并不是教科书书上所列出的几条那么简单，而是折射出了太多的差异，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北宋和金在历史长河中可以算作几乎同时溅起的两朵浪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很多时候是重复的，但又有着无数的“特殊性”，笔者以为，北宋和金亡国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长期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再深入探究一下，这些矛盾为何会产生呢?很复杂也很简单：笔者以为就是政治体制的缺陷或弊端。尽管金哀宗政治作为令人钦佩，但是并不能阻止这种覆灭的趋势。因此，我们若要使一个国家长久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突破中国历史发展宿命，就要加强政治体制建设，用制度约束人的主观行为，用制度来规范政府决策，用制度来保障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这才是长久之道。
中山先生说过：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也!
笔者不是史学专家，也不是专业学者。因此，在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把这篇文章当作一篇史学随笔吧，热烈欢迎各位专家前辈，历史爱好者针对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议，不胜感激!
在本文的撰写中，笔者得到了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和中文系老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此，笔者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彭子超二零一二年一月一十六日于博士后公寓
六月二十九日修改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