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真像蔡京所说不好声色犬马,只好常人不注意的山林草木吗?

1100年,宋哲宗去世,年仅二十五岁,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皇位的继承者无疑仍应从宋神宗的儿子中选择。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当了皇帝的,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还在藩邸时,他就对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儒家经典、史籍不很爱好,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等怀有浓厚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

宋徽宗继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新旧两派的政策,以示大公至正。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浮浪的形象,他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尚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苑豢养的珍禽异兽。

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超越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蜕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非此即彼的门户偏见已经成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这个现实注定了调和政策的破产,也迫使宋徽宗必须在新、旧之间做出选择。

新党人物祭起孝悌的大旗,要求徽宗像哲宗亲政时期那样“子承父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十一月,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宋神宗年号)之意,正式打出了绍述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走到了一起,翻开了北宋历史上最腐朽、最黑暗的一页。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熙宁三年进士及第,徽宗时期先后四次任相。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为“六贼之首”。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蔡京是个典型的有才无德之人,擅长官场投机。他起家于熙宁年间,因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与变法派关系密切,元丰时就爬上了知开封府的高位。宋神宗去世后,他摇身一变,在开封府坚决执行司马光的命令尽废免役法,成为司马光表彰的废法模范。

绍圣初,蔡京担任户部尚书,宰相章惇谋划恢复免役法,正在未决之际,蔡京建议:“一切照搬熙宁成法就是了,何必研究?”解决了章惇的难题。

同样一个免役法,司马光要废除,章惇要恢复,蔡京都参与其间,翻云覆雨,还博得了两人的赞许。

宋徽宗亲自指导天才少年——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蔡京为之题跋

宋徽宗即位之初,蔡京受曾布排挤,一度贬居杭州。他巴结来杭州为宋徽宗访求书画奇珍的宦官童贯,让他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美言。加上蔡京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时号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就非常喜欢,在藩邸时,曾不惜花二万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蔡京便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经童贯进献上去。

当时韩忠彦虽为左相,却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宋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就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被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北宋王朝经过一百六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一亿,开封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然而,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大好河山,却被宋徽宗和蔡京之流断送了。

元祐党籍碑

首先,宋徽宗、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迫害运动,对“元祐党人”的打击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制定了一份“元祐奸党”的名单。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尽在其中,总计一百一十七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刻成石碑,立于端礼门上,昭示天下。

后来,这份名单又扩大到三百零九人,颁布州县,刻石示众,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祐党籍。

宋徽宗、蔡京打着继承新法的旗号,恣意改作。名为遵用熙、丰之典,其实未有一事合熙、丰者。例如,财经领域的许多新法就蜕变成了搜刮敛钱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然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

地方官吏为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盐法和钱法的“改革”蜕变成掠夺民财的提款机,财政体制的变更使“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不仅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度,而且为他穷奢极侈提供了便利。

宋徽宗赵佶首创艺考,将绘画列入应试科目

历史上,宋徽宗常被作为昏君的代表。昏君通常是指昏聩、无能的君主,实际上,宋徽宗昏则昏矣,却谈不上“庸”。尽管他宠信了许多奸臣佞幸,放纵他们胡作非为,但最高权力却始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就连皇宫大内的细务他也要亲自过问,经常像太祖皇帝一样骑马到各司务巡视。

在管理朝政方面,他每每以“御笔手诏”发号施令,并通过一系列制度确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宋代有不少记载说“御笔”的横行出自蔡京的点子,是蔡京为了减少其变乱旧制的阻力、揽权谋私而狐假虎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

这只说对了一半,宋徽宗之所以不辞辛劳地亲笔书写诏令,既不是勤政,也不是为了炫耀他的书法,而是为了不受限制地体现和贯彻他的个人意志。在这方面,君臣二人实属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徽宗在位的二十六年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累计达十七年之久,位极人臣,气焰熏天,纵横捭阖,作威作福。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排斥异己,子孙亲戚、门生故吏充斥内外,阴相倚重,盘根错节,牢不可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官场的常态。

宋徽宗时期六贼

除蔡京外,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排斥异己,蠹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为非作歹,无非是因为宋徽宗给了他们这样那样的权力。宋徽宗之所以肯把权力给他们,也无非是因为这些人能刻意逢迎,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皇帝个人的私欲。

宋徽宗不仅“轻佻”,而且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对于宋徽宗的骄奢淫逸,蔡京等人千方百计地予以满足,提出了“丰亨豫大”的口号。“丰”和“豫”都是《易经》中的卦名,“丰”的意思是富饶,“豫”的意思是安乐,古人常用来形容富足昌隆的盛世景象。蔡京却嫌“丰”“豫”还不够,又根据《易经》中“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谦,必豫”等说法,拼凑成一个新词,意思是皇帝应当在富足繁荣的太平盛世及时享乐,不应效法前朝惜财省费的陋举,为宋徽宗的奢靡挥霍张目。

蔡京的长子蔡攸更向宋徽宗鼓吹: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其寡廉鲜耻较之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其亲信、大商人朱冲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奉局,由朱冲之子朱勔担任提举,打着供奉御前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一石一木稍堪玩赏,立刻派人闯入其家,贴上黄封就算充公。

河南开封龙亭内的宋宫遗石,是宋徽宗年间花石纲的见证

这些花木奇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纲,谓之“花石纲”,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朱勔曾搞到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四丈,载以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过,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

不少人批评花石纲骚扰郡县,对百姓榨取过甚,蔡京却说: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好者不过是一些人之所弃的山林草木罢了,何扰之有?

其他地方官员也不甘落后,竞相效尤。福建的荔枝、橄榄、龙眼,海南的椰子,登、莱二州的文石,湖湘地区的文竹,四川的果木,无不越江渡海,纷至沓来。

为了让宋徽宗玩得舒服,蔡京又让童贯、杨戬等宦官主持兴建新的宫苑。这些人各显神通,争以侈丽高广相夸尚,建起了规模超过大内的新延福宫、景龙江等园囿。又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六载,耗资不可胜计,在京城东北部堆起了方圆十多里、高八九十步的“艮岳”。尽管其美妙胜景如今已荡然无存,但读一读宋徽宗的《御制艮岳记》仍不禁使人大兴观止之叹。

宋徽宗"花石纲"遗物,曾被民国元老李根源品评为"苏城四绝”之一

蔡京一再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大量的民脂民膏被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宋徽宗迷信道教,在位期间大肆崇道,自称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长生大帝君下凡,让群臣上表册立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各地都建起了规模宏大的道观,凡道士都享受俸禄,宫观的主持享有与地方官同等的地位。蔡京、童贯等大臣也都兼任了道教官职。朝野上下,几乎成了道士的世界。

宋徽宗不满足于在后宫纵情声色,为寻求刺激,竟动辄微服潜至花街柳巷狎妓嫖娼,名妓李师师家是他经常光顾的所在,而他的主要陪同者就是王黼。君臣荒唐到这等地步,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宋徽宗及其一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朝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单就用人制度而言,官僚队伍鱼龙混杂,急剧膨胀,“朱紫纷乱,不胜其滥”,卖官鬻爵之风也极为猖獗。王黼当国时,公然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当时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的说法。

政治上的腐败又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危机,宋徽宗君臣的穷奢极欲和好大喜功,不仅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也必然加重了对百姓的横征暴敛,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极端尖锐的地步,老百姓喊出了“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呼声。宣和二、三年间(1120—1121年),两浙、黄淮等地爆发的方腊、宋江起义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反映。

靖康之变中帝姬被掳

宋徽宗和他手下的奸佞之臣不仅把江山社稷蠹蚀得千疮百孔、风雨飘摇,还不自量力,和金签订“海上盟约”,异想天开地妄图借金灭辽,终于招致了覆亡命运。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很多人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朝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和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治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犹足为中国捍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为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

其实,联金灭辽的根本症结并不在于背叛与辽的盟约,也不在于辽灭亡后宋会有唇亡齿寒之忧,因为无论宋是否联金攻辽,辽的灭亡都无可挽回。从宋朝的战略利益着眼,在当时辽朝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做出联金攻辽的决策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最终弄巧成拙,使联金灭辽变成了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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