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门生：一群段子手，一门忠义士

在民间的传说中，苏小妹与秦观结婚时，在洞房花烛夜，苏小妹给新郎秦观出了一个上联——“闭门推出床前月”，让秦观对下联，否则就不准进洞房。秦观虽是个文思敏捷的才子，但此刻心中焦急，在门外徘徊沉吟了许久，还是无法对出下联。

苏轼一看妹夫如此为难，就想帮他一把，但又不好直接说破，于是从旁偷偷拣起一块小石头，扔到院中的池塘里。秦观听见这“扑通”一声，就如修禅之人得到了当头棒喝一般，立刻被激起了灵感，下联就对出来了——“投石冲开水底天”，这下可真对得工整而巧妙！

这水里不是有星星、月亮的倒影吗？水里也有另外一个天空啊！向下投石，却冲破了本应该在上面的天空。那不就是“投石冲开水底天”，简直是绝对！这样新郎就获得了进洞房的权利。这是个多么有趣的故事啊！事实上，苏轼与秦观第一次见面是在神宗熙宁十年（1077），当时苏轼任徐州太守，秦观已经二十九岁，而且早已娶妻，夫人是徐氏，不是苏小妹。

也许大家会问，六君子既然如此仰慕苏轼，苏轼也很欣赏他们，那么，这六个人的文学风格是不是都与苏轼很相近？按理说，弟子们都应该继承老师的衣钵呀？事实恰恰相反。

苏门六君子之所以很受人们的推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文学上他们都能保持各自的独特风格。张耒就曾经十分形象地描述过苏门师弟的不同风采：“长公波涛万顷海，少翁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舒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

而且苏轼也鼓励他们保持自己的独特风格，不要跟自己相同。正因为如此，苏门内部彼此学习，互相批评、讨论的气氛非常浓厚，也令人羡慕，这是苏门六君子令后人无比仰慕推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弟子们可以随意改动他的作品，他也只好表示无奈。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记载：“苏长公有诗云：“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是说一位行脚僧，几乎走遍了半个天下，在一个寺庙歇了脚，头上正顶着大太阳，用的是“白头”对“天下”。黄庭坚见了提笔便给改成了“初日头”。张耒问原因，黄庭坚说：“岂有用白对天乎？”张耒不以为然，过几天问苏轼。苏轼回答说：“若是黄九要改作日头，也不奈他何。”这说明什么呢？只要是好的，苏轼是不会强人所难。这种融洽的气氛，让后人羡慕。

正因为如此，所以苏门内部总是充满了和谐愉快的气氛。《却扫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小故事。

北宋名臣富弼（受封郑国公）去世后，家人请苏轼撰写神道碑碑文。苏东坡一开始冥思苦想，都没有灵感。一天午休的时候，梦见一个伟岸的丈夫来访，来人自称是寇准，梦中相与交谈很久。醒来后，苏轼文思泉涌，提笔成章。

写好后，拿给张耒看，张耒说：“有一字未甚安。”并解释说，碑文末尾，一开始说“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这个“能”字，不如改成“敢”字。苏轼听后连声夸奖：“您的指正太好了！”他当即改动文稿，《富郑公神道碑》就此定稿（事载《却扫编》）。张耒是苏轼的学生，却也是他的一字师，由此可见苏门师生相处的融洽。

又有一次，苏轼将自己的几首词拿给晁补之和张耒看，问他们：我的词作与少游（秦观）相比如何？两位回答：少游写诗像小词，您的小词写得像诗。

要知道，在苏轼的时代，词作一般是供人们在酒宴娱乐场合演唱之用的，所写的内容也大都是与歌儿舞女、男女情爱有关的题材，将小词写成诗歌风格，这绝对谈不上是对苏轼的赞誉，反而可能是一种善意的揶揄。

至于秦观的诗歌，却写得如同小词一般，更是比较低的评价了。可见，晁、张二人对老师与秦观是各打五十大板。苏轼拿自己的词作与学生争胜，让学生评价，这说明他意欲在婉约之外，另开一门词风，却不料首先受到来自门生的批评，苏门开阔豁朗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则著名的轶事：有一回，苏轼听优人唱曲子词，乘兴问道：“我的词，与以前流行的柳永之词，有什么不同？”那幕士答道：“柳中郎的词，只需要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手执红牙板，低吟浅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就行了；而学士您的词，则要关西大汉，手执铜琵琶、铁绰板，高歌‘大江东去’。”苏轼一听，为之绝倒。

以往我们常认为这是赞誉的话，其实不然。谁唱词的时候，会用一个一米八、九的大个子，拿个大铁板敲着唱呢？不会，词是二八年华的少女唱的。这说明当时的风气，对苏轼这种词风是不认可的。但苏轼不以为意，而觉得自己在柳永和秦观之外又开创了一路词风。正是以这样的胸怀和见识，苏轼才能开创宋词中豪放一体，将词的境界提升到新的高度。

总而言之，苏门师友间和谐而融洽的氛围，让人羡慕。这种和谐代表着彼此的认同和尊重。老师并不是恶狠狠地批评学生，学生也不会对老师的批评话语记恨在心，大家都是为了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呈现出了一种完善的交际人格，这种人格的互动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者学习。

苏轼与门生：一群段子手，一门忠义士

苏轼门下之所以能汇聚英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个性与道德。六君子与苏轼之间，不仅是文学的认同，还有个性的认同以及道德观念的认同。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六君子基本上都是个性洒脱、性情诙谐之人，他们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信仰者、追求者、实践者，但是并不打算让儒家的思想僵化成为束缚自己性情个性的绳索，所以他们的个性性情都是比较洒脱自由的。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

宋哲宗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司马光去世。这一天，哲宗皇帝率领百官在京城南郊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安放神宗的灵位，宣布天下大赦。九月六日，朝廷的祭祀活动结束，大臣们都赶往司马光的宰相府吊唁。

程颐负责主持司马光的丧事，却不许大家在这个时候吊唁司马光，为什么？理由来源于孔子的《论语》。因为《论语》中说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于是程颐说：“你们刚刚参加了朝廷的吉礼活动，现在又来参加丧礼，太不严肃，不符合古代的礼仪。明天来吧。”

孔子的这段话的确是对礼仪之道的规范，但这种规范也是建立在人们真实情感基础之上的。转悲为喜不大符合人之常情，但是乐极生悲、从喜悦转为悲伤，从情感上来讲就比较顺畅。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人反驳程颐道：“孔子是说过哭则不歌，但并没有说歌则不哭呀。”程颐有些尴尬，满脸涨得通红，不禁提高了嗓门，继续高声争辩。

程颐

这件事情本来与苏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一则苏轼本来就很讨厌程颐古板僵硬的作风，二则他看到这种尴尬而滑稽的场面，觉得非常可笑，似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止不住加入争辩的队伍，进一步挖苦程颐道：“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叔孙通”是秦汉之际的儒生，刘邦称帝后，他为汉朝制定了一整套规章与礼仪，算是汉朝开国的大儒、礼仪策划的总监。“鏖糟陂”则是一处污泥烂草、肮脏不堪的沼泽地，位于东京汴梁西南十五里处，“夏秋积水，沮如泥淖”。

“鏖糟陂里叔孙通”的意思是：程颐是一个从京城郊区污泥脏水泥坑中爬出来的冒牌叔孙通，这套伪规矩都是村学究制定的。这是讥讽程颐拘泥小节，不识大体，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学究、假学者。

为了司马光的葬礼，两人还爆发了进一步冲突，这在《贵耳集》中被记录了下来：

元祐初，司马公薨，东坡欲主丧，为伊川所先，东坡不满意。伊川以古礼敛，用锦囊裹其尸。东坡见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由是与伊川失欢。

可不是，将尸体用锦囊包裹，不就像一个邮包？直接打包寄给阎罗王，也不用下葬了。这其实是一个玩笑，讽刺程颐拘泥古制，迂腐不堪。

当然，这个玩笑开得很刻薄，也只有苏轼开得出这种玩笑来。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司马光去世的哀悼现场，一派庄重肃穆的氛围，程颐则是一副僵硬、尴尬、激动的神情，苏轼勾画出的却又是一个漫画式的程颐形象，这两者形成鲜明的反差、对照。

苏轼的这种做派，也影响到了他的弟子们。

一次，秦观与苏轼两人在一起闲谈，苏轼取笑秦观胡须太多。秦观与老师开玩笑说：“君子多乎哉！”

这句话出自于《论语·子罕》，有人称赞孔子多才多艺——孔子回答说，我从小家境贫寒，所以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但在孔子看来，君子的最高境界在于仁爱，而不在于掌握多少技能。所以他自问：“君子多乎哉？”——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能吗？自答曰：“不多也。”秦观巧妙借用原话的谐音，成了“君子多‘胡’哉”！将字面意思转换成“胡须多的就是君子”。

苏轼立即打趣地回答说：“小人樊须也！”这是《论语·子路》中孔子的一句话，原话是“小人哉，樊须也！”樊须是孔子的学生，他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地，孔子认为执政者各司其职，要善于抓大事。樊须只关心如何种田这一类具体的小事，不关心仁爱治国的大事，所以是小人，是没有智慧的人。

苏轼也巧妙地借用谐音，转换成“小人‘繁’须也”，凡是胡须多的人都是小人。用孔圣人的话来开胡须的玩笑，也只有苏门师生想得出来。

还有一则有关程颐的故事，也可说明苏门上下的性格：

他日国忌，祷于相国寺，程颐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正叔曰：“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谆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二程外书》）

“为刘氏者左袒”是一个典故，当年刘邦死后，吕后不是要专权吗，周伯就号令刘邦的部下起来反对吕后，以左袒为标志。左袒，就是把左胳膊都露出来，仿佛缠了一块红布似的。凡是拥护刘邦的，就把左边胳膊露出来。

这里引用这个典故，意思是凡是吃肉的，就把左胳膊露出来。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也不可能在祭日上真得袒胸露臂。最后，凡是程颐那派都吃白菜，凡是秦观、黄庭坚这拨苏门的人都吃肉，这就是北宋很著名的义气之争。

这不仅仅是一则有趣的故事，更反应了北宋时期两种不同的性情观念，两种不同的做人风格，两种不同的对待礼教的态度。这不代表苏轼等人蔑视礼法，而是代表着对礼法的不同理解。礼法是用来规范人性的，而不是用来束缚人性的。如果是束缚的话，苏轼他们就写不出那么多活泼、生动、可爱、为我们所喜爱的作品了。

这是说个性洒脱自然、不拘于礼法。苏轼与六君子之所以备受后人推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大节不亏，都有君子的操守。

古人判断一个人，不仅看其政治才能、文学才华的高下，更要是看其历朝之大节。说具体点儿，就是彼此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彼此关爱，不离不弃。

关于作为政治家、君子的操守问题，司马光的学生，外号“殿上虎”的著名学者刘安世这样评价苏轼：“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这叫什么？这就是政治品格。

苏门六君子作为一个群体，一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彼此提携。由于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在，使得他们在政治问题、政治观念上，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一旦被贬，也不会苟且猥琐，而是光明正大，可以平静地面对苦难。

如当初苏轼被贬惠州、儋州之后，六君子中担任官职的人大都被贬。秦观被贬藤州去世之后，其子秦湛与女婿也就是范祖禹的儿子范温侯护丧北归，在长沙与南贬宜州的黄庭坚相遇。黄庭坚与二子执手大哭，遂以银二十两为赠。秦观的儿子秦湛说：您现在也被贬谪，自顾不暇，怎么能把钱给我呢？黄庭坚跟他讲说，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俩情同骨肉，亲如兄弟，现在我也落难了，不能亲自去埋葬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我对我兄弟的怀念，你们收下吧，这代表着我对他的一番忠义之情。

苏门诸君子留给后人的印象，多是他们一则则风趣的言谈，一篇篇妙绝的词章，但其实不仅如此，他们有更核心的东西。这就是苏轼所说的，道德和忠义。这一点，在陈师道身上有更集中的体现。

陈师道一身傲骨，既不屈服于名人，也不屈服于权贵。早年他曾拜曾巩为师，后来苏轼非常欣赏他的诗文，希望收入自己的门下，谁知陈师道竟以两句诗婉言推辞，诗云：“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

曾南丰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拜曾巩为师了，所以不便再做你的弟子。但苏轼丝毫不以为忤，回复说你是曾巩的学生，曾巩是我的朋友，并不妨碍你也可以成为我的学生啊，仍然对他加以指导。苏轼当时是文坛盟主、士林领袖，能成为他的弟子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陈师道婉拒这件事，既说明了苏轼的气量，也说明了陈师道有几分文人的傲骨，不盲从、不攀附。

由于陈师道没有考中进士，无法做官，后来任翰林学士的苏轼与其他几个官员推荐他任徐州州学教授。几年后，苏轼出任杭州太守，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陈师道便离开徐州，专门到南京来为苏轼送行。结果朝廷以擅离职守罪名，将他弹劾去职，好不容易得来的官职就这样没了。但他并不在意，说“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像苏轼这样的人，当世能有几人？我因送他丢官，毫不后悔。

有人会说，一开始他不是不愿意结交苏轼吗？这是两回事？因为当时他只看到了苏轼在世俗的地位和名声，所以不愿攀龙附凤、屈从于权贵。如今当他真正认识到了苏轼的价值和意义，真心尊崇仰慕。于是，他不惜丢掉官职，只求能亲送他一程。这才是真正的欣赏，是超越了世俗浮华的灵魂上的相知与共鸣。

六君子既是文学之士，又是道德之士，我们觉得甚至是金刚之士。他们都坚守原则，又有自己的个性，这样丰富多彩的人才能走到一块儿，共同形成北宋历史上一段非常富有华彩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给我们的启发也正在于此：有文学、有道德、有个性、有色彩，有忠义。所以，苏轼和六君子之间才能结下深厚的友谊，一生中相互欣赏、相互扶持、相看两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