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宋王朝对民间的互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宋朝君主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互市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也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了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朝贡贸易——显然，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宋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
繁华的海上贸易
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凭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其中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宋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但不允许“擅载外国入贡者”，宋王朝轻朝贡、重通商的近代品质，从这里可见一斑）。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闍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
从海外诸邦进口大宋的宝货，多是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而从大宋出口至诸蕃的商货，则主要为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这完全是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每一年，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以百分之十的税率计算，可以推算出，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
宋政府非常注意保护来华蕃商的利益。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下诏：“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绍兴十六年（1146年），曾有三佛齐国王投书广州市舶司，称近年由于市舶司抽税过重，“商贩乳香，颇有亏损”。宋高宗得悉，重申“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将广州市舶使袁复降了官职。
为保护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打击海盗，宋政府还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置寨兵。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商船每次行驶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这时候，“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每一年，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约三千贯），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宴会非常盛大，“蕃汉纲首（相当于船长）、作头、梢工人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一位宋朝诗人写过一首描述泉州港贸易的诗：“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首诗总是让我联想到唐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如果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表达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荣耀，那么“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体现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我喜欢“万国商”，因为它更有近代气质。
早在南宋时，赵汝适出任福建路市舶使兼权泉州市舶使，写成一部《诸蕃志》。《诸蕃志》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北非、远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经济政治，覆盖了东北亚、东南亚、南海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意大利半岛、东北非等地域，并记录有自大宋国航海至海外诸国的里程与日程。在赵汝适的《诸蕃志》面前，600年后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岂敢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从开放到封闭
宋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也欢迎远人在华定居——我们现在都认为唐朝具有高度开放的气度，却不知道宋朝的开放性半点不亚于大唐，如果不是超过的话。
在北宋的汴京，有犹太人的聚居点，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当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蒲”即阿拉伯语“阿卜”的发音。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他们是被蕃商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据宋人朱彧的《萍州可谈》记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髮鬈而黄。”黑人在宋代中国虽为奴仆，但际遇比后来在美洲白人那里好多了。
宋政府还在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获得宋政府的尊重。宋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蕃学，如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八百年后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提出的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施行的开放政策。
宋朝的法律明确保护在华蕃商的财产权、遗产继承权。乾道年间，一位真腊商人不幸死于明州，留下巨万遗产，却没有亲人在侧。当时有吏人提出将这笔遗产没收入官。明州政府不同意，而是“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将商人的遗体与遗产送回他的国家。真腊国王很受感动，致谢说：“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宋朝也允许蕃商跟华人通婚，前面提到的阿拉伯商人蒲亚里在绍兴年间“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还有一部分蕃商被吸纳进政府当官。
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十世纪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是宋王朝的“旧法”。
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当时的西欧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务实思路，对朝贡贸易加以抑制。与此同时，宋王朝对民间的互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
我们大家都知道宋朝虽然积贫积弱，但是其经济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一幅清明上河图勾勒出宋朝国都汴梁的繁荣景象。但是我们都好奇为什么“弱宋”能够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一经济大国，比之现在的美国也是不弱的。究其原因:第一就是唐亡后，经半个世纪动乱，赵匡胤横空出世，建立起大宋。稳定了中原的政治局势，给经济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点则是跟商业相关的政治制度的放松，比如众所周知的宵禁制度，要讲到古人的夜生活，我们首先应该研究一下当时的制度，人们的生活方式向来与统治者制度的制度休戚相关。拿曾经繁荣的唐朝相比，唐朝的宵禁制度可谓是对人的毒害不浅，不止是禁固了人们的身体，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往大了说，宵禁一制使统治者对百姓“白天放养，夜晚圈养”，是一种对人权的极大侵犯——而在宋朝，是没有禁夜令的。这个改变可以说是鼓舞人心的。这个变化的结果则是增强了民族向心力。我们将唐、宋两朝对比来看，唐朝太平的日子远较宋朝要短，宋朝虽然内外交困之下，民生却是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几近将不可一世的大唐击倒，甚至需要借助外族之力平乱；而北宋朝廷虽然在外族入侵之下倒坍，却能再立起南宋朝廷延续近两百年，这民族向心力自是不言而喻。第三则是有关商业的发展，宋朝出现了一些商业交易场所，出现了纸币。第四则是宋朝海运的发展，更有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这些方面的进步都促进了宋朝的经济繁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于是出现了清明上河图这样无双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