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深知他是得助于秦王府中的智囊团为他出谋划策，又有尉迟敬德等一班武将之助，他才当上了皇帝。即皇帝位后，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他理所当然 地把网罗天下人才作为安定天下、治理国家的前提条件。李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即皇帝位，九月设置弘文馆，表明他对于为政得人是何等的重视。
据《贞观政要 择官》记载：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 致理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 任官唯贤才 ，又云 官不必备，惟其人 。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 政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 卿既不言，朕将安寄？
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 封德彝答对说。
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唐太宗把 得人 视为 致安之本 ，批驳了右仆射封德彝不荐举人才的谬论， 德彝惭赧而退 。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封德彝有关求贤的指示，表达了他于即位初对人才的重视和思贤如渴的急切心情。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 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贤访哲。 唐太宗对侍臣说： 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 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 这里唐太宗把 得人 视为关系国家 理 与 乱 的关键所在。他所说的 得人 ，既指朝廷中的三公九卿等 宰相、大臣，也包括地方上的都督、刺史，中央与地方官员。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 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
唐太宗把 得人 视为 致安之本 ，其目的在于借此安定天下，益于百姓。正如贞观元年（627年）他对兵部员外郎杜正伦说： 朕今令举行能之人，非朕独私于行能者，以其能益于百姓也。朕于宗亲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举卿，卿宜勉称所举。
魏徵对于唐太宗初年的 求贤如渴 ，亦给予充分地肯定：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 纵观唐太宗于在位期间，对选任贤才问题一直十分重 视。直到贞观十三年（638年），他还在对侍臣说： 能安天下者，惟在得用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偏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
唐太宗求贤如渴、网罗天下贤才以致天下太平，还表现在贞观年间，先后曾五次下达求贤诏书。据《全唐文》所载，有《荐举贤能诏》、《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 诏》、《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卷七）、《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这些诏书，反映了唐太宗对任贤致治的认识和重视，既表 达了他求贤如渴的急切心情，亦是他为招贤才致天下太平的措施之一。唐太宗对治书侍御史权万纪所说的 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 。在《帝范 求 贤》中，唐太宗说： 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 ，又说：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