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傅重微之。再三不晓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这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写的一首题为《读元白长庆二集诗》的诗句。其中“元白”一词便是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和白居易二人的并称。二人同为新乐府的倡导者，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在中唐诗坛影响很大。但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元稹稍逊于白居易。对“元白”二人的评价，历来有扬有抑。扬者始自张为，抑者始自杜牧。
据《新唐书・白居易传》载：自居易“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也说：“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元白并称，当时已行于世，又经杜牧在文章中正式使用，后世遂相袭沿用。在中唐诗坛上，“元白”二人的影响很大。《旧唐书・元白传》论赞指出：“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清代著名文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而另一著名文人赵翼则认为：“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
其实，元稹和白居易不仅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似，诗坛名声相近，而且生活作风一致，都是十分好色、放荡不羁的风流诗人。尤其在绍兴任上，元稹和当时在杭州做官的白居易除了互相写诗咏风花雪月之外，而且还无所顾忌地向白居易借歌女一用。当时杭州有个名叫玲珑的歌女，很得白居易赏识，元稹听说了就向白居易借走玲珑一个多月才归还。他们还分别为玲珑写诗作为。一是被传为“元白”的风流佳话。
当然元稹的好色之举，并非与白居易共用一个歌女之时才开始，他的风流之名早已远播朝野。但他最出名的好色猎艳事迹，还是提供了崔莺莺这一家喻户晓人物的原型。
元代王实甫就是以元稹的《会真记》为蓝本，写出了现在广为流传的《西厢记》，但《会真记》并没有《西厢记》最后大团圆的结局。
《会真记》差不多就是元稹的亲身经历，元稹二十三岁那年，偶然邂逅了他的亲戚崔莺莺一家。于是，元稹骗取了只有十七岁少女崔莺莺的纯真感情，丫头红娘在这段孽缘中起到了一般“红娘”所起不到的关键作用，这也是妇孺皆知的一段情节。
以后的事情和《西厢记》就大相径庭了。崔莺莺的母亲发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也只好认帐。这时元稹已入长安应试，虽然落榜却得到了长安府尹韦夏卿的赏识，没几天就娶了韦夏卿如花似玉的女儿。于是，崔莺莺变成了这场始乱终弃连环大戏最悲惨的受害者。
然而，始乱终弃还不是这个故事里最为令人憎恶的内容。元稹对崔莺莺并非毫无留恋，然而在长安想起崔莺莺的时候，他想到的却是，自己不在，崔莺莺很可能被别人占有了，并且为此妒火中烧。元稹还自我庆幸，幸好自己在他人之前占有了崔莺莺，起码抢了一个先。难怪清代评论家送了他一顶“小人”的桂冠，以志表彰。不过，有了这样的猎艳事迹，居然还敢堂而皇之地写下来，元稹可真算是个“磊落小人”了。
说起来，元稹早年也曾经意气风发过，曾担任朝廷的左拾遗。左拾遗是唐朝的谏官，元稹与当时不少著名文人一样，犯了拿鸡毛当令箭的毛病。从上任开始，他就接二连三地批评朝政，结果他被打发到地方上做个小官才算了事。
然而，元稹并不服气，不久后他担任监察御史，抓住剑南东川节度使的腐败问题一查到底，一口气掀翻了七个地方官员。此案轰动一时，元稹本人也大出风头。正在兴头上的元稹，再接再厉地又在山西查处了一桩腐败大案，致使一批地方官员纷纷落马。虽然此时元稹风光无限，但他却不慎得罪了宦官权贵仇士良，第二年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唐穆宗长庆元年，即公元821年，经多方努力，元稹升迁为中书舍人，充翰林院承旨。第二年，便进居相位。但仅仅干了三个月的宰相，便被贬为浙东观察使。于是，早过不惑之年的元稹感到再无出头之日，便破罐子破摔起来。
身为浙东观察使，根本没有多少事务可管，于是，无所事事的元稹便和当时在杭州出任太守的白居易除了互相写诗咏风花雪月之外，而且还无所顾忌地向白居易借歌女。当时杭州有个叫玲珑的歌女，很得白居易赏识，元稹听说了就向白居易借走玲珑一个多月才归还。两位大名鼎鼎的风流诗人还分别为玲珑写诗作为纪念。他们二人做到了这个份儿上，“元白”、“元白”，还真不是随便称呼的。
元稹在浙江前后待了六年，闲来无事，其间忽然怀念起当初在成都结识的青楼名妓薛涛来，一度曾经准备派人去接薛涛。恰在此时，元稹遇到了当地一个乐工的女人。此女名叫刘翊海不但歌声动听，而且姿容出色。薛涛虽然是唐朝一代才女，到底比元稹大了十来岁，此时已经年老色衰，元稹有了刘翊海就把薛涛给扔到了脑后。
离开浙江两年后，元稹在湖北任上结束了他充满是是非非的一生。对于一个人，有历史的判断，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标准。后人可以欣赏他，也可以不喜欢他，但从的一生不难看出，元稹无疑是一个很喜欢出风头、但又难以抵挡风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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