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酷吏，玩男宠，一向被认为是武则天最不光彩的事情。可《武则天》书里也提出异议，说：“以前的人爱说武后*，其实是不尽可信的。薛怀义被委任为白马寺主，在垂拱元年（685），于时武后已六十二岁。张昌宗、张易之被优遇，在圣历二年（699），时武后已七十六岁。武后管教子女相当严，她的外侄贺兰敏之，韩国夫人的儿子，在男女关系上胡作非为，她索性把他杀了。如果到了六七十岁她自己还在逾闲荡检，她怎么来管教她的子侄，怎么来驾驭她的臣下呢？”其实人要*起来哪受年龄的限制，对小辈道貌岸然，自己乱来更是常见的事情。薛怀义只是一名市井无赖，张易之、张昌宗也只是“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的贵族子弟，不凭男宠怎能使“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争执鞭辔”（《旧唐书》卷一八三《薛怀义传》、卷七八《张易之张昌宗传》）？《旧唐书》二张传还说：“天后（武则天）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这难道也是史官在造谣？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倒说过几句公道话：“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至千百，后既身为女主，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无足深怪。”（《廿二史记》卷一九）武则天的恶德，只是对这几个男宠太纵容，让他们为非作歹，成为祸害而已。
武则天所任用的酷吏，其实即是近代的所谓特务，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祸国殃民的坏蛋，而武则天为了改朝换代，压制反对派，竟对这类坏蛋大力培养任用，以至两《唐书・酷吏传》里的人物由武则天培养任用的竟超过了半数。这些酷吏在武则天的怂恿下闹告密，施酷刑，臭名昭著的来俊臣甚至有本领编造出一卷《告密罗织经》。这个来俊臣“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引之，前后坐族千馀家”。和他齐名的周兴“自垂拱以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前面说过的奉命杀害李贤的丘神也是此中人物，“受诏与周兴、来俊臣鞫制狱，俱号为酷吏”。这些酷吏因为实在劣迹多端，来俊臣还疯狂到要“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最后多数被武则天收拾掉。但像周兴此人本“当诛，则天特免之，徙于岭表，在道为仇人所杀”，可见武则天对这些坏蛋有时还下不了手。《武则天》书里却把这种任用酷吏“大开告密之门”作为武则天的“特出的政治措施”，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武则天》书里还说：“开元时代的一些大臣宰相、文人学士大抵是武后时代培养出来的人物。”以此作为武则天的功绩。这种说法前人早已有过，如唐德宗时陆贽在奏对中说：“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宪宗时李绛在奏对时也说：“武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古人言拔十得五，犹得其半。”（《新唐书》卷一五二《李绛传》）赵翼还根据这些说武则天“知人善任”（《廿二史记》卷一九）。案陆贽、李绛这些话都是有所为而发，不能算作公允的评价。开元前期的宰相如姚崇、宋Z以及刘幽求、郭元振、张说等在武则天时确已身居要职，但这些人本来就有才能，武则天最多只在识拔上起点作用，说不到有什么“培养”。
真正受武则天培养而且获得宠信的，倒是那批男宠、酷吏以及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武攸宜等武家子侄，这些人往往凌驾于将相大臣之上。如长寿二年（693）突厥默啜犯塞，武则天就派男宠薛怀义做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充当统帅，而叫宰相李昭德、苏味道做薛怀义的行军长史和司马。又如万岁通天元年（696）奚、契丹骚扰河北时，武则天派武攸宜做清边道行军大总管，派武懿宗做神兵道行军大总管，都充当统帅，而御史大夫娄师德只做副大总管作他们的助手，前宰相狄仁杰只做魏州刺史、幽州都督，成为他们的下属。做皇帝的派子弟宗室出任统帅也本有先例，但总得派像样一点的人物。这个武懿宗“闻贼将至冀州，……便欲弃军而遁，……时人嗤其怯懦。……百姓有胁从贼众后得来归者，懿宗以为同反，总杀之，仍生刳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契丹〕孙万荣别帅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时人号懿宗与阿小为‘两何’（懿宗封河内郡王），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来，尝受中旨推鞫制狱，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时人以为周兴、来俊臣之亚”（《旧唐书》卷一八三本传）。这种既怯懦又残忍的民贼只因是武家子侄就被重用，可见所谓武则天“知人善任”云者起码得打个大大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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