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病交加、穷途末路,杜甫依旧不忘为民发声

旅途似乎漫无目的,杜甫却在加速老去。次年(769)正月,杜甫命运的小舟经过洞庭湖,顺湘江直下,三月路过潭州(今长沙),又入衡州(今衡阳),到了夏天,因为不耐暑气,又返回潭州。这一去一返间,本就尺璧寸阴的老杜,更加形容堪忧。

在潭州时,正值清明,杜甫留下了作品中少见的七言排律连章《清明二首》,详述了心酸近况:“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泪下,悠悠伏枕左书空。”他的右臂已经无力,也许书写都需要人代劳;耳力也大不如前,与人交谈都成问题。58岁的他看起来已经风烛残年,不为此伤神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对着繁盛的白苹都无法排遣这种情绪,“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

往返于潭州、衡州,气候不适只是表象。杜甫此番到湖南,其实是为了投奔老友韦之晋。这年初,韦之晋在衡州担任衡州刺史兼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四月,调任潭州刺史。也就是说,杜甫到潭州时,韦之晋在衡州;杜甫赶到了衡州,韦之晋已到了潭州。等杜甫再返回潭州时,得到的已经是韦之晋去世的消息了。他悲恸不已,写下了《哭韦大夫之晋》。

杜甫的运气实在太差了。大运数上似乎总是棋差一招,就连追寻旧友也是阴差阳错,遗憾送别。衰年多病,生计前途,事事受阻。这种心情本就无法解脱,面对更艰难的旅程,要该如何走下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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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意册》之《小寒食舟中作》,清,石涛

闻一多评杜甫:“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如果配合杜甫此时的境遇,再知其心事,你很难不同意。因为就在如此困病交加、穷途末路之际,他依旧不忘为民发声、忧国济世,这种心境,无论是在天子脚下、茅屋之中,还是扁舟之上,都未曾转移,实在是“未敢忘忧国”。

上一个冬天,还在岳州,他用《岁晏行》记下了安史之乱后两湖百姓的悲惨生活。渔网被冻、米贱伤农、卖儿卖女缴纳赋税,“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达官贵人吃厌酒肉,百姓穷得茅屋扫空,“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这难道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重复上演?同一个大唐、同一个悲剧,诗人也只能长叹“此曲哀怨何时终”。

从岳州去潭州的路上,采蕨女“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刺痛了诗人,无可奈何只能以“自喜遂生理,花时甘缊袍”聊以自慰。可满目疮痍早已挥之不去。他作寓言诗《客从》,用一个“我有隐字珍珠,等候官家来收赋所需,但日久珍珠却化成了血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应付征敛了”的故事,来警示当下苛政,“开视化为血,哀今争敛无”。明末学者王嗣奭在《杜臆》说:“珠中有隐字,比民隐莫知。上之所征,皆小民之血,今并无之,痛不忍言矣。”奇思妙想,语出惊人。

这次到了潭州,杜甫就不走了。将近一年半的漂泊,甚是疲累。低头看看自己还在穿的破旧棉袍,一身枯槁发不堪髻的惨状,诗人也许会苦笑。但对于苍生疾苦,他仍是耳聪目明,困兽犹斗。也曾自嘲“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却从未放弃与民“天共远”“月同孤”,誓有“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大历四年秋《江汉》)

不放弃,是杜甫的可贵。不放弃他的人民,不放弃他“致君尧舜”的理想。老病南征,明知道长安已是回不去的异乡,仍然北望君恩。甚至将自己未完成的理想寄托在朋友身上,希望他们能救民、救世,九死不悔。“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递呈苏涣侍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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