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杜甫在《兵车行》里对征兵的描写并非源于臆想，而是天宝十一年（752年）唐朝大规模募兵的真实写照。
这次由杨国忠主导的征兵，范围涵盖两京及河南、河北诸道，目的是惩罚南诏，掩盖前一次惨败。
唐朝扶持起来的南诏国，为何与宗主交恶，五年内连发四场恶战？
战争起因真如《旧唐书》所载，因云南太守好色而起？
一、惊天之败
唐朝博弈的主要对手是吐蕃王朝，南诏恰恰是在两强对峙格局下，唐朝扶持起来的川滇地区“组织二号头目”。
南诏在立国之初，曾一度是唐朝的铁杆小弟，两国联手吊打了亲吐蕃的势力，将其影响力逐至洱源（浪穹）一带。
李隆基觉得这小弟挺能干，封南诏王皮逻阁（第四代王）为越国公，赐名归义，“授云南王”。
但从天宝九年（750年）开始，唐诏两国的关系迅速恶化，阁罗凤（第五代南诏王）出兵攻陷姚州（云南姚安县北）杀云南太守张虔陀，及其他夷州共三十二处，“州内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第一次天宝之战）
这种对唐朝地位的武力挑战，直接导致了裂变性的后果。
天宝十年（751年）四月，唐朝大军分兵三路合击南诏。
时任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领中军入曲靖，大将军李晖、安南都督王知进为协同，分别取会同路、步头路南下。
南诏王阁罗凤派使臣至曲靖再三请和，表示愿意归还所占州县、人口及张虔陀遗体。
同时南诏使臣也半威胁、半诚恳的提到，“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有也”。
可惜，鲜于仲通不是个政治家，这哥们一心想“孽菜”，给自己的功劳簿上加点筹码。也不怪鲜于仲通目空四海，唐朝立国以来打翻的强邻能凑成一个班了。
唯独吐蕃算是比较难搞的刺头，但随着天宝年间唐军战斗力复起，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一票名将，把吐蕃也揍得够呛，尽复河曲之地，拓地数千里。
估计在鲜于仲通看来，南诏就是个不自量力的杂鱼，属于送人头的类型。
但问题是，滇北地形异常复杂，利于守而不利于攻，能不能获得土著势力的支持，决定着战局走向。
脑袋不清醒的鲜于仲通浩浩荡荡的杀奔洱海，请和被拒的阁罗凤只能求救于吐蕃。60余名贵族组成的访蕃使团，也算诚意满满。
吐蕃早就受制于唐诏联盟的钳制，毫不犹豫的接过了橄榄枝，当唐诏大战于西洱河时，蕃军出其不意的绕至后方突袭，6万唐军全军覆没，主帅鲜于仲通“仅以身免”。（第二次天宝之战）
惨败之后的鲜于仲通逃回成都，等待他的居然不是清算而是升官。
时任宰相杨国忠为掩盖南诏之败，不但将大败粉饰为大捷，还将鲜于仲通提拔为京兆尹。
不明就里的杜甫也跑过来帮腔，写了《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将鲜于仲通比作汉朝名臣张敞（也任过京兆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