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多年前，中国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洪水灾害。这场水害引出了一连串的精彩故事，其中，一个细节成就了夏启以四千年“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取代了中国远古历史上的王位“禅让制”。
大水之灾威胁着中原各个部落的生活，为了治理洪水，唐尧命令有崇氏部落的首领鲧去治理洪水。鲧用围堵的办法治理水害，结果事与愿违，九年也没能治理水灾。唐尧将失职的鲧处死，让鲧的儿子姒禹继续治理水灾。姒禹采取了以疏导为主的方法，开山凿渠把洪水引入大江大河，疏入大海，形成后世广泛流传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于是，姒禹名声在外，赢得了各部落百姓的拥戴，最终成为夏王朝的第一个帝王。
姒禹的儿子叫姒启，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夏启，亦称“夏后启”、亦称“夏后开”，姓姒，名启，又作开。
夏启是中国王族分封时代夏王朝二任王，简历应当填写：祖父崇伯鲧，父亲是夏王朝首任帝王姒禹，母亲是涂山氏女子，名叫女娇。
相传，鲧的妻子有莘氏女志因梦里吃了薏苡而生姒禹，当时的帝王唐尧赐以姒姓。姒禹治理了水患，指导百姓兴修沟渠，发展农业，领兵平定三苗之乱，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为了表彰他的丰功伟绩，虞舜封他于夏（今河南登封县东），后来还把帝位禅让给了他，因称夏禹。
姒禹死后，其子夏启继位，巩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统治。夏立国四百多年，共传十七王。
夏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颇有名气，一是因为他是因治理大水而有名的大禹的儿子，二是因为他是中国夏朝的第二个君主，三是因为他用武力夺取了王位，是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父传子，家天下”由他开始在中国沿袭了四千多年。
据历史学家考证，夏启在位起讫公元前2061―前2052年;生卒年公元前2130―前2052年;出生地涂山（今浙江绍兴西北）;迁都黄台冈（今河南新密境内）;年号帝启元年（辛丑，公元前2060年）。
那么，在四千多年前君主禅让制度流行的年代，是什么细节促成夏启得到王位？夏启为什么又要用武力巩固王位呢？
《史记》和《尚书》都叙述了尧、舜、禹“禅让”王位的史事。唐尧死后，虞舜继位，用同样的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姒禹为继承人。姒禹晚期，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姒禹又举伯益为继承人。可以说，禅让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人才选拔制度，是选举“贤能”的体现，是人民意愿的体现，天下之大人人平等。
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最早记载于《尚书》。后来中国的王朝更替，也有以禅让之名行夺权之实的。这些“禅让”包括：公元8年，西汉的孺子婴禅让给新朝的王莽;公元220年，东汉献帝刘协禅让给曹魏文帝曹丕;公元265年，曹魏元帝曹奂禅让给西晋武帝司马炎;公元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南朝宋武帝刘裕;公元479年，南朝宋顺帝刘准禅让给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公元502年，南朝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南朝梁武帝萧衍;公元557年，南朝梁敬帝萧方智禅让给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公元581年，北周静帝宇文衍禅让给隋朝文帝杨坚……
非常明显，禅让制确有弊端。一是在上古时期各种监督机制不完善和管理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禅让也只是一种外在形式而已，所谓人才的贤能是口口相传的，是可以人为神话的;二是禅让制的实施往往还要披上一层假惺惺的礼让外衣――被选举的首领要躲在山间森林或者隐蔽之处，推让再三，然后由族人或者部下拥戴他出来――这种假惺惺的礼让是本文叙述的细节关键。
虞舜百岁时到南方巡游，突然患病，死在了苍梧山（今湖南宁远县南）。接任的姒禹听到此讯，亲自率领众臣以隆重的礼仪为舜建造了陵墓，并在苍梧山修庙祭祖，这就是至今犹存的零陵和舜庙 （今湖南宁远）。
守孝期满之后，姒禹让出了帝位给虞舜的儿子，自己躲避起来。但是，百姓对姒禹十分拥护，因为姒禹治水对百姓的贡献太大，因此，姒禹最终继承了帝王之位。
姒禹晚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曾征询各部落首领的意见，挑选在帝舜时就掌管刑法的皋陶作他的继承人，让皋陶管理政事。可惜，皋陶品德虽好，年龄太大，没等接任，皋陶就先禹王而死去。姒禹又立伯益为接班人，却把军政大权交给了儿子夏启，而且外出的时候，常常带着儿子夏启。结果，夏启在百姓当中的形象远胜过伯益。这个细节是姒禹无意间为禅让制的覆灭埋下的祸根。
公元前2061年秋，帝禹出巡时在会稽死了，虽然，帝禹临终前有意把天下“禅让”给伯益;但是，伯益辅佐帝禹执政的时间太短，百姓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各氏族首领都不去朝拜伯益而去朝拜夏启，并且说：“吾君之子也（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孟子》）。
伯益并非无德无才，而是兢兢业业为国家出力。伯益曾经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发明过一种凿井的新方法。伯益擅长畜牧和狩猎，曾教会人们用火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
伯益然而，伯益的想法过于天真。伯益以为天下从此就是自己的了，便在帝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告城镇）即位称王，坐上了天子之位。但是，伯益也看到了百姓对夏启的拥戴，看到了自己所处位置的不稳定。帝禹三年丧服完毕以后，伯益就将天下让给帝禹的儿子夏启，自己避居到箕山的南面去了。
当年，唐尧禅让帝位给虞舜，虞舜躲避起来，客套了一番，礼让给了唐尧的儿子丹朱，最后，还是虞舜做了帝王;虞舜禅让帝位给姒禹，姒禹也躲避起来，客套一番，礼让给了虞舜的儿子商均，最后，还是姒禹坐了帝位;现在，姒禹禅让帝位给了伯益，伯益当然也要学着先辈的样子，躲避起来客套一番了。急什么，帝位早晚是自己的。
这是中国帝王禅让史上的一个关键细节，也是中国上古历史的一个关键细节――伯益假惺惺地“避居箕山之阳”，期望夏启假惺惺地号召百姓呼唤伯益出山，可是，伯益的愿望没有实现。夏启没有对他客套，百姓也没有拥戴他出山，伯益的愿望成为了泡影。
假如伯益没有假惺惺地“避居箕山之阳”，按照夏禹的禅让坚决继位，禅让制一定还会继续延续若干年，中国历史还不至于早早进入“家天下”王位继承时代。但是，伯益偏偏假惺惺地“避居箕山之阳”，让中国古代历史就此转换了一个新的时代。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帝禹的儿子启有贤德，天下的百姓，都希望他能继承共主的位置，“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最后，人们拥立夏启做了帝位。后人神化夏启为仙――《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明代画家蒋应镐绘制的《山海经释义》插图中就有《夏启御飞龙》。
综合历史记载，禅让虽是一种制度，但是，关键还在于继承者是否具有威望，关键还在于继承者能否收揽众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