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盛于魏晋时期。到了唐代，门阀制度衰落，魏晋之时显赫至极的不少豪门大族，已如明日黄花，风光不再。但是，以姓氏论贵贱的风气，依然盛行。
唐贞观年间，太宗决心洗刷“驰李”的耻辱，下令里新修订氏族志，对主事者提出几条要求；“进忠贤，退悖德；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其中的潜台词是：我李家本为陇西大姓，又已拉来老子李耳为远祖，你们看着办吧。
可惜执笔者高士廉等人没能“领会领导意图”，仍依旧例，将山东崔氏排在首位，而将李姓仅排在第五。太宗李世民当然不依，大发雷雾，钦定李氏列天下第一，皇亲长孙氏次之，崔氏位列第三。崔氏本来就声誉隆烈，这一次虽小遇挫折，但仍仅次于帝、后二族，依旧不可一世。
通观李唐290年江山，20朝皇帝，崔姓宰相竟然多达23人。据（隋唐史话）记载，唐中叶，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荣阳郑氏、清河博陵二崔这四姓五家狂妄得不得了，“持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高宗“乃禁其自姻娶”。甚至皇家娶媳妇、招附马，这几家都不以为荣，反而避之不及。气得唐文宗吹胡子瞪眼：
“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其故事源出唐人元租的传奇小说《驾驾传))描写出身寒门的穷书生与博胶崔氏的相国千金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敌事，剧中的老夫人下定“三辈儿不招白衣女熔”的决心，百般阻拦女儿追求自主幸福的婚姻，其文化背景和思想根据都可以在当时顽固的门第观念和社会现实方面找到确实的答案。
唐玄宗之时发生的安(禄山)史(恩明)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蒲镇割据，在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沉重打击了汉魏以来逐渐形成的各地豪门世族，门闽制度彻底崩溃。历史形成的姓氏的高低贵贱之序，被完全打乱。僵化的姓氏门第观念，也因此而发生动摆。这一变化的鲜明反映之一，便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编撰的《元和姓纂》在决定姓氏的先后顺序时，不仅不再给过去的豪门世族以优先地位，连皇族李姓，也不作特殊安排。所有姓氏，一律按其在唐韵206部中的位置排列。对照当年唐太宗强令推尊帝、后两族之姓的作法，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姓氏门第观念在唐宋以后，仍然大有市场。但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毕竟有所削弱。前文提到的王实甫写《西厢记》，故事并不新鲜，而是直接来自居人的现成作品。但其明显的反传统思想锋芒，却是原作里找不到的。王实甫在这一点上对元程的超越，与其说是个人的才华所致，不如更多池归因于时代大趋势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