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为何东富西贵?

老北京“东富西贵”,此说流传甚广,但究竟何意,争论颇多。

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第一,东和西指老东城区和老西城区,因清末东城区多商家,西城区多王府。第二,西指老宣武区,东指老崇文区,因清制汉官非功不得居内城,故汉吏多住崇文,他们与商人暗中勾结,多成富人,而汉官多住宣武,清室为汉功臣赐第也多在此。第三,指前门大街,它东边多票号、大买卖,故称富,西边多会馆、戏园等,故称贵。

那么,究竟哪个更准确呢?

首先,“东富西贵”说从何而起?一说为明朝,一说为清末,但后者更有道理。因清代城市规划巨变,内城皆为八旗驻地,就算明代有过“东富西贵”,至清也完全被推翻。到清中期时,北京内城几乎没有字号,而典籍中也未见相关记载。

其次,既然清末才有“东富西贵”说,则不可能指前门大街,前门大街明时商业已很发达,当时它东边多是粮店,也谈不上“贵”。前门大街原本宽阔,但游商占路交易,后期甚至修建房屋,使前门大街窄了一半左右,如果是“贵”,岂敢如此操作?此外,东边的大栅栏一带也很富。

第三,老崇文区商贸发达,这是事实,但老北京好几个城门附近都有商业区,清末老地安门一带之繁荣并不亚于前门,内务府几个重要的采买部门都在此办公,官商结合尤其密切,只因后来前门修了火车站,地安门才相对衰落。可见,当时崇文区和宣武区未必“东富西贵”。

由上分析可知,“东富西贵”应指老东城区和老西城区,这在典籍中也可得到印证,最早记录此说的是清末学者震钧,此后崇彝在他的名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也有讨论,他认为“西贵”说无据,并罗列了东城尚存的27所王府与官宅,多于西城的20所。他认为,因西城荒凉,与东城有差距,提西城是为了铺陈“东富”。

而老崇文区和老宣武区为“东富西贵”的记载,出自民国,皆是汉人记载,很可能沿用了清末的传说,附会以当时北京城的状况。当时崇文、宣武迅速发展,已成北京城市重心,传统的东城区、西城区相形见绌,交出“东富西贵”的桂冠,也属正常。

那么,崇彝认为只有“东富”没有“西贵”是否正确呢?这可能是他忽略了什刹海的因素,那是北京城唯一不属于皇家的水源,从明代起,沿岸便是官家宅院首选地,只是它不断干涸,于今已失三分之二,故许多官宅被淹没在胡同中,今什刹海沿岸王府仍非常多,故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沿水而居,必为贵人。“西贵”说应是这种记忆的体现,并非附会。

由国家下令让全国人一齐取姓,这事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可是在日本就确实有过这样的事。明治三年(公元1870年)日本政府作出“凡国民,均可起姓”的决定。可是竟然没有多少人响应,于是,政府不得不在明治八年(1875年)颂布了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规定了“凡国民,必须起姓”。确实是这样,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1875年之前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姓的。可以说,日本人有姓不过只是才一百多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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