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猜忌多疑:常于殿廷上杖打大臣

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病痼疾。 腐败愈演愈烈, 必然导致王朝崩溃倒台。 因此, 历代有识之君都将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并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惩防措施。 唐太宗也不例外。

唐太宗即位之初, 一方面, 由于隋末唐初连年战乱的影响, 官员贪污受贿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另一方面, 行贿受贿又具有很强隐蔽性, 很难被发现。 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办法, 密令左右向大臣行贿, 以此判断受贿之人。 不幸果真有一人中招, 受绢一匹。 唐太宗勃然大怒, 下令将其处死。 民部尚书裴矩获知事情来龙去脉后, 向唐太宗进谏: “为吏受赂, 罪诚当死。 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 乃陷人于法也, 恐非所谓‘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出自《论语》。 孔子曾强调: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意思是单纯用政令律法予以约束, 百姓虽然遵法却会失去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引导、 用礼教感化, 百姓才会真正归服。

唐太宗的做法, 用现在的话说, 就叫“钓鱼执法”, 也就是执法者在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形下, 以欺骗手段诱使其做出违法行为, 然后对其进行惩处。

钓鱼执法的危害是极大的。 首先, 执法部门之所以挖空心思导演钓鱼执法, 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 当执法部门由公共管理、 服务部门蜕变为逐利部门, 必然会严重损害公权力的形象与公信力。 其次, 钓鱼执法以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践踏, 直接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守和法治的信仰。 再次, 钓鱼执法本质上是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 这意味着公众随时可能被陷于危险境地, 必然导致人人自危, 对公权力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 最后, 钓鱼执法为欺骗手段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 造成公众与执法部门以及公众之间的相互猜疑, 最终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 产生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正是看到钓鱼执法的巨大危害, 尽管已经知道这个馊主意是唐太宗所出, 裴矩仍然顶着压力向唐太宗进谏。 所幸唐太宗立刻醒悟过来, 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 当众表扬裴矩: “裴矩能当官力争, 不为面从, 倘每事皆然, 何忧不治!”同时宣布取消以此方法试探官员。

但其实说起来, 唐太宗并非钓鱼执法的首创者。 在他之前, 隋文帝杨坚也用过这一招。 当年隋文帝同样苦于大臣多赃污, 于是私使人以钱帛遗之, 如有受之者则“立斩”。 唯一不同的只在于, 当隋文帝出此下策时, 并没有大臣像裴矩那样勇敢地站出来向他进谏。

为何同样使用钓鱼执法, 却有不一样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到隋文帝与唐太宗不同的治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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