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 朝廷曾经规定各个等级人员所用器皿的上限；正德十六年， 朝廷针对商贾奢华僭越还明确规定， 这些人连银器都不可以使用。 此时臣民们纷纷僭越， 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了一种冲击。
宴请风气趋于奢华的各个时间段， 正与商贾势力膨胀态势相吻合， 他们以此炫富， 而官员们也是重要推手。
顾起元《客座赘语》介绍了南京明初中叶宴请的风尚： 直到正统间， 都是当天早晨才派童仆邀请， 到时大家围着“八仙桌”坐着， 桌上四大盘与四小碟菜肴， 还有一大碗清水， 因为酒杯只有两只， 一位客人喝完， 主人就用碗中清水洗一下， 再斟酒请第二位， 逐一循环， 其名曰“汕碗”。 客人巳时到， 午后散， 前后不过两三个小时。 十多年后格局仍旧， 邀请则提前一天， 当日清晨再邀。 “八仙桌”与菜肴还是老面孔， 但酒杯已是人手一只。 到了成化年间， 宴饮仍较简朴， 邀请却更郑重其事， 须得前一天送出阔约一寸三四分， 长约五寸的请帖， 上书“某日午刻一饭”与邀请人签名。 宴饮格局在随后的弘治年间发生重大变化： 单帖改为双帖， 对折后阔二寸， 长五六寸， 邀请者签名前加“眷生”或“侍生”等称谓以示诚意与恭谦；长期沿用的“八仙桌”逐渐退出舞台， 以几为席的风气开始流行， 一般是每两人并坐一席；菜肴品种丰富了， 通常有七八道菜， 还新增了水果。 开席仍是巳时， 但吃喝一直要到申末， 一顿饭要花费六七个小时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对苏州、 松江一带宴饮的描述， 可与顾起元记载作印证。 他幼时（成化、 弘治年间）见人请客， 通常是五碗菜肴与五样水果， 只是婚礼或贵客临门， 才增添虾蟹蚬蛤之类的三四只菜， 这样隆重的招待， 一年至多也一二次。 到了嘉靖间， “寻常燕会， 动辄必用十肴， 且水陆毕陈， 或觅远方珍品， 求以相胜”， 较隆重的更是“肴品计百余样”。 广东也是如此， 王临亨《粤剑篇》云： “穗城人富而俗侈， 设席宴客， 日费二三十金。 ”二三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金瓶梅》写西门庆结拜兄弟时， “买了一口猪、 一口羊、 五六坛金华酒和香烛纸扎、 鸡鸭案酒之物”， 总共只花费了四两银子。 花费既巨， 菜肴必多， 且是名目繁多、 千奇百怪， 若像先前正统、 成化时简单地陈列鸡鸭鱼肉， 恐怕就要被讥为寒酸了。
聚宴叙情的作用此时已退于次要地位， 富豪之家则视其为摆排场、 显阔气的手段， 他们还互相攀比， 待“远方珍品”搜罗殆尽后， 菜肴就须得不断翻新出奇。 田艺蘅《留青日札》中说， 他有次赴宴， 宾主八人前各放了盘鸡头， 每盘八只， 即为这道菜已斩杀六十四只鸡。 有个客人吃得性起， 扫荡了自己一份后， 竟将筷子伸向别人的盘子。 主人见状向仆人一挥手， 不一会每人面前又摆上一盘鸡头， 仍是每盘八只， 又有六十四只鸡共赴黄泉矣。 冯梦龙《古今谭概》中写道： 有人将许多鸡、 鸭、 鹅蛋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后装入牛肚， 小心地让蛋清裹着蛋黄。 当这只斗大的“蛋”煮熟端上时， 主人便得意地请客人们尝尝“鸵鸟蛋”。 与此相类， 有的点心是比斗还大的包子， 主人当众破开， 顿时滚出二百多只小包子， 它们又有各式各样的馅。 争奇斗艳不断深入， 宴饮也步步趋于高雅精致。 弘治年间水果现身酒宴时， 只是随意地装盘， 而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与叶梦珠《阅世编》都提到， 嘉靖年间发明了“果山碟架”， 它形如宝塔， 各层置放不同的水果， 安于席间， 恰与四周珍奇菜肴互相映辉， 且高低有致， 煞是可观。 宴饮时几席上还出现了小铜香炉， 旁列香盒箸瓶， 仆人不时前来添香， 有氤氲缭绕作点缀， 以此铺陈高雅氛围。 此时还有种新风尚， 即开宴时叫上梨园优伶唱曲， 甚者还传来戏班子整本地演出。 宴饮器皿也发生相应变化。 瓦器最先被淘汰， 后来瓷器也须是精致者， 漆器或紫檀等制成的木器渐成常见之物， 若用金银器皿则更能显示富贵气派， 有人还“求良工仿古器仪式打造， 极为精美， 每一张燕， 粲然眩目”。 据《明史》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 朝廷曾经规定各个等级人员所用器皿的上限；正德十六年， 朝廷针对商贾奢华僭越还明确规定， 这些人连银器都不可以使用。 此时臣民们纷纷僭越， 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了一种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