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买肉为母亲庆生曾轰动南京城 因其平时只吃青菜

据《明史》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 朝廷曾经规定各个等级人员所用器皿的上限;正德十六年, 朝廷针对商贾奢华僭越还明确规定, 这些人连银器都不可以使用。 此时臣民们纷纷僭越, 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了一种冲击。

宴请风气趋于奢华的各个时间段, 正与商贾势力膨胀态势相吻合, 他们以此炫富, 而官员们也是重要推手。

顾起元《客座赘语》介绍了南京明初中叶宴请的风尚: 直到正统间, 都是当天早晨才派童仆邀请, 到时大家围着“八仙桌”坐着, 桌上四大盘与四小碟菜肴, 还有一大碗清水, 因为酒杯只有两只, 一位客人喝完, 主人就用碗中清水洗一下, 再斟酒请第二位, 逐一循环, 其名曰“汕碗”。 客人巳时到, 午后散, 前后不过两三个小时。 十多年后格局仍旧, 邀请则提前一天, 当日清晨再邀。 “八仙桌”与菜肴还是老面孔, 但酒杯已是人手一只。 到了成化年间, 宴饮仍较简朴, 邀请却更郑重其事, 须得前一天送出阔约一寸三四分, 长约五寸的请帖, 上书“某日午刻一饭”与邀请人签名。 宴饮格局在随后的弘治年间发生重大变化: 单帖改为双帖, 对折后阔二寸, 长五六寸, 邀请者签名前加“眷生”或“侍生”等称谓以示诚意与恭谦;长期沿用的“八仙桌”逐渐退出舞台, 以几为席的风气开始流行, 一般是每两人并坐一席;菜肴品种丰富了, 通常有七八道菜, 还新增了水果。 开席仍是巳时, 但吃喝一直要到申末, 一顿饭要花费六七个小时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对苏州、 松江一带宴饮的描述, 可与顾起元记载作印证。 他幼时(成化弘治年间)见人请客, 通常是五碗菜肴与五样水果, 只是婚礼或贵客临门, 才增添虾蟹蚬蛤之类的三四只菜, 这样隆重的招待, 一年至多也一二次。 到了嘉靖间, “寻常燕会, 动辄必用十肴, 且水陆毕陈, 或觅远方珍品, 求以相胜”, 较隆重的更是“肴品计百余样”。 广东也是如此, 王临亨《粤剑篇》云: “穗城人富而俗侈, 设席宴客, 日费二三十金。 ”二三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金瓶梅》写西门庆结拜兄弟时, “买了一口猪、 一口羊、 五六坛金华酒和香烛纸扎、 鸡鸭案酒之物”, 总共只花费了四两银子。 花费既巨, 菜肴必多, 且是名目繁多、 千奇百怪, 若像先前正统成化时简单地陈列鸡鸭鱼肉, 恐怕就要被讥为寒酸了。

聚宴叙情的作用此时已退于次要地位, 富豪之家则视其为摆排场、 显阔气的手段, 他们还互相攀比, 待“远方珍品”搜罗殆尽后, 菜肴就须得不断翻新出奇。 田艺蘅《留青日札》中说, 他有次赴宴, 宾主八人前各放了盘鸡头, 每盘八只, 即为这道菜已斩杀六十四只鸡。 有个客人吃得性起, 扫荡了自己一份后, 竟将筷子伸向别人的盘子。 主人见状向仆人一挥手, 不一会每人面前又摆上一盘鸡头, 仍是每盘八只, 又有六十四只鸡共赴黄泉矣。 冯梦龙《古今谭概》中写道: 有人将许多鸡、 鸭、 鹅蛋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后装入牛肚, 小心地让蛋清裹着蛋黄。 当这只斗大的“蛋”煮熟端上时, 主人便得意地请客人们尝尝“鸵鸟蛋”。 与此相类, 有的点心是比斗还大的包子, 主人当众破开, 顿时滚出二百多只小包子, 它们又有各式各样的馅。 争奇斗艳不断深入, 宴饮也步步趋于高雅精致。 弘治年间水果现身酒宴时, 只是随意地装盘, 而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与叶梦珠《阅世编》都提到, 嘉靖年间发明了“果山碟架”, 它形如宝塔, 各层置放不同的水果, 安于席间, 恰与四周珍奇菜肴互相映辉, 且高低有致, 煞是可观。 宴饮时几席上还出现了小铜香炉, 旁列香盒箸瓶, 仆人不时前来添香, 有氤氲缭绕作点缀, 以此铺陈高雅氛围。 此时还有种新风尚, 即开宴时叫上梨园优伶唱曲, 甚者还传来戏班子整本地演出。 宴饮器皿也发生相应变化。 瓦器最先被淘汰, 后来瓷器也须是精致者, 漆器或紫檀等制成的木器渐成常见之物, 若用金银器皿则更能显示富贵气派, 有人还“求良工仿古器仪式打造, 极为精美, 每一张燕, 粲然眩目”。 据《明史》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 朝廷曾经规定各个等级人员所用器皿的上限;正德十六年, 朝廷针对商贾奢华僭越还明确规定, 这些人连银器都不可以使用。 此时臣民们纷纷僭越, 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了一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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