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茶史之俭德

吴觉农说：“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庄晚芳云：“茶道就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们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从两者对茶道的定义中可以得出，茶道是以茶为媒介，通过饮茶获得茶礼、茶艺及道德修养，进而上升到精神世界的一种仪式。“茶道”一词虽然在《茶经》里没有出现过，但陆羽赋予茶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并因此提出一套具体的方法，设计了一套茶具茶器和烹茶酌茶的程式。从技巧方面来讲，这一方法是烹茶的最佳模式。另外，这是陆羽总结历史上的茶事后总结的，这是精神和文化，赋予了茶特殊的文化内涵--历史上人们饮茶、赋茶、以茶示俭、以茶示廉的史实。也就是说，陆羽谋求通过一定程式的茶道来表现一定的精神--茶道精神。陆羽将茶视作修身养性，平心静气的工具，把端正人性作为茶道的精髓。在《茶经》中，随处可见其倡议的茶道精神，源流便是《茶经》中的“精行俭德”。在《茶经》的开篇，陆羽以嘉木、“精行俭德”对茶定性，嘉木指茶树的品质而言；而“精行俭德”，指宜茶之人。精行，可理解为把精致行于茶事中。陆羽所追求的精，是一种至善至美。 陆羽特别讲究茗事的精，《茶经》中“精”字约十余处，从采、造到煮饮的茶事及器物，无不讲究一个“精”，饮者须有“精行”。《茶经》的精，是与粗率和随便相对而言的。精，既是一种至善至美的行为修持，也是一种健旺、诚一的精神砥砺。精则茶有道，精则人有道。陆羽对“精行俭德”的茶道精神，特别强调了“俭”。陆羽在《茶经》“七之事”篇幅中，通过介绍历史典故，指出茶道的精神在于勤俭节约。《茶经》“五之煮”中说：“茶性俭，不宜广，广则其味黯淡。”茶的自然属性是“俭”，俭，茶味才有精神，而“最宜"饮茶者是有俭德之人。由扶风法门寺出土文物可见，唐时宫廷茶器多用金、银等贵重材料制作，而《茶经》中的茶具，大都是朴素的材料，也是意在去奢崇俭。崇俭，是一种纯粹的道德考虑，而文人在处理“俭”时，不是-味的俭，而是讲究与“精”相结合。俭而不精，则无茶道。俭从精出，方是茶道之俭的真精神。“茶之为物至精”，豪华奢侈，是反茶道的；粗率轻随，也是反茶道的。俭必与精相结合，要精俭合宜。唯俭，方有道德；唯精，方见精神。以茶培养品德，以茶砥砺精神，这是陆羽茶道思想的精髓。[4]《茶经·七之事》中载录了陆纳及桓温品茶的俭朴生活。陆纳任吴兴太守时，他为招待来访的谢安石拿出茶果，但其侄未能体察到叔父的真正意图，暗下准备珍贵的食物设宴款特客人，陆纳恼怒地用棍棒打他，斥责其侄玷污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朴素生活。这一典故说明真正的茶道并不在于奢侈和过分上，而在于俭朴。在《晋书》中也叙述了桓温设宴素朴而简单，他招待客人时，常以茶果代替酒和山珍海味。陆纳与桓温不追求华丽，以朴实的茶果待客，并以茶代酒，认为茶味清爽，通过品茶可使人维持清廉的生活。这些先人的事例反映了在南北朝已出现将饮茶生活与精神修养相结合的思潮，士人试图通过茶来追求健全正直的生活态度。位居将相，富有金银，身处喧嚣，不以节俭自肃，焉能以俭德自居。茶的这种俭约的精神从陆纳、桓温到陆羽是一脉相承的，在魏晋南北朝，在茶与中华文化开始融合之时，饮茶之风就已经与当时逆浊流而兴的时代精神--倡俭--密不可分。魏晋的浊流为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当时士人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忧无怨”，已经“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揭示了魏晋时期文人名士吃药、饮酒的侈靡风气。时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毫无实际。除了酗酒还有无聊的财富PK，石崇这个“西晋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NO.1与晋武帝的舅父贵戚王恺以奢靡相拼，两个非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先富者，靠着劫掠商客或裙带乞怜在洛阳上演了一场政治弱智者之间的比富斗狠。针对这一与儒家文化精髓--以俭治国--背道而驰的奢侈夸富风尚，当时的有识之士如陆纳、桓温提出“养廉”主张，倡导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之风，颇有路易十五熔举国奢靡银器换中国青瓷“雪拉同”的味道，这是我中华文化节俭情操的反映，也是茶本身性寒俭的自然要求。明朝初年，朱元璋提出以完固代替雕琢，以节俭取代奢靡。官僚们对于追求物质享受也能保持一定的适度。上行下效，形成明代前期淳朴的社会风气。朱元彰的审美意识影响了社会习俗的发展方向。朱元璋长在农家，混过乞丐，投身军旅．对于文人修养、市民娱乐的唐宋茶道持否定态度市民娱乐，再加上他生活节俭、珍惜民力，于是废止进贡团茶的命令诞生了。在这种注重实用，鄙夷华丽大环境之下，末茶日趋式微，散茶瀹茗法逐渐成为有明以降茶饮的主流自此朱升所言“易简无令物性伤” 的芽叶散茶对“精行俭德”茶精神的发扬逐渐开创了明清茶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六大茶类出现，饮茶技艺及茶具艺术向多形式多层次发展，这吻合于“一生二，二生三四”的道家精髓。于此，笔者大胆断言，茶之“俭”德的“俭”字在明代有了新涵义--“简”，可以理解为简单、简洁、简朴--制造工艺简化，饮用技艺简单，茶具也已经远没有法门寺出土的唐代茶具繁琐奢华。在明清时期，可以说，正因为“俭”“简”之茶精神的发扬，高雅的中华茶文化真正走向了市民社会，中华茶文化在华夏大地获得了各阶层人士各族人民的更广泛接受，各地的茶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各具特色又互取所长，定型后的明清茶文化流传至今，一直是中国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茶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