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继诸子百家第一个学术文化高峰后，经过焚书坑儒后又一次学术文化的复兴时期。虽然比不上西方晚了几百年的文艺复兴，但是中国在经历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重创和秦末战乱后，不到几十年又出现大汉经济盛世和学术的复兴，这不能不归功于刘彻的个人魅力。“秦王汉武，略输文采”，略输文采 用在秦始皇身上恰如其分，但用在汉武帝身上就值得重新审视了。
汉武帝刘彻从小喜爱文学，能诗善赋，长于音律。他登基即皇帝位后，于元 光五年（前130年），亲自撰写了《策问贤良文学》。这篇“圣喻”写得文采四溢：“盖问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 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趾，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行 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其蔫？ 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蔫，其悉意正议， 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蔫，靡有所隐！”
汉武帝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他不仅自己喜欢文辞歌赋，他有个叔父刘安，好读书，善 鼓琴，才思敏捷，尤工词赋。文帝时世袭父职封为淮南王。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他本想跟着兄弟们一道造反，后来被家臣们劝阻，所以平乱后未予追究，侥幸逃 过了一劫。到他侄子刘彻做了皇帝，因文才出众，得到汉武帝赏识恩宠。这位大侄子皇帝曾命他作《离骚传》（一说《离骚赋》），他清晨受命，不到吃早饭时就写 完了。大有后来魏公子曹植七步成诗的才华。汉武帝让这位叔父罗致宾客方士数千人，编成《内书》二十一篇，《外书》三十三篇，《中篇》八卷，后世称之为《淮 南子》，《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汉武帝东征西讨时，他曾上书《谏伐闽越书》，主张对越人以德怀远，不必用兵。“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 也”，他的仁政思想，昭然若揭。在编纂的《经史百家杂抄》里，放在董仲舒《对贤良策一》之前。由此可见，后世儒家对这位《淮南子》作家思想的重 视了。
汉武帝尊崇儒术，号召在全国各郡县办学校，普及儒学教育，提携学有所成的儒生到各级政府当官。他身体力行，鼓励儒家著作，故汉 代自武帝以后文人会集，大辞赋家群起，形成了汉上繁华的文化盛世。西汉最负盛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从小好读书，有点口吃却攘长著书，还擅长击 剑，弹琴，他写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词藻瑰丽，气势非凡。
有这样一个故事，足以说明司马相如辞赋名气之大： 汉武帝的陈皇后一时失宠，独居长门宫，愁闷悲思。听说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善为辞赋，且与卓文君的浪漫爱情天下闻名，于是陈皇后派人携黄金百斤送到成都，给司 马相如和卓文君做酒钱，求一首辞赋解悲愁之闷。司马相如为皇后写了首《长门赋》，风传天下。汉武帝读了《长门赋》深有所悟，陈皇后也因此再度受到武帝的亲 幸。
《长门赋》辞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变得意而相亲。伊予志之慢愚兮，怀贞悫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
廓独潜而专精兮，天飘飘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赴闺兮，举帷幄之。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
…………
这首赋写了六段，文辞缠绵凄切，感人至深，能够打动的皇帝使陈皇后重新获得恩宠，其艺术魅力之大可以想见一斑。司马相如在景帝时就很出名，官至 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他辞官离去。在梁王郡国游历多年，受到梁王敬重，梁孝王死后他回到蜀郡临邛。40多岁的司马相如，在临邛大富豪卓王孙家赴宴， 卓王孙年仅17岁的女儿卓文君成了新寡。卓文君美貌娇容，善鼓瑟弹琴。在酒宴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鼓瑟相知，文君更爱这位大作家的才华，老少相恋，却遭到父 母反对。卓文君勇敢地随司马相如离开父母家，来到成都。因无以为生，又回到临邛，在大富豪父母眼鼻子下开了家小酒店，当垆卖酒。父亲卓王孙看不过眼了，同 时也为女儿与大作家真挚的爱情所感动，遂给女儿女婿家僮百人，钱百万，以及嫁妆财物。相如带着文君再回成都买田置业，夫妻恩爱如初。司马相如无后顾之忧， 潜心写作，文如泉涌。武帝拜读了《长门赋》，钦慕其辞赋才华，召至长安，任为侍郎。后来因奉命出使西南夷有功，迁任孝文园令。
司马相如的辞赋，对汉、魏、六朝文人影响极大。
汉代大文化人还有史学家司马谈、父子，班彪、班固父子，文学家刘向、东方朔、杨恽、许慎、王逸、荀悦，小说家虞初，音乐家李延年，舞蹈家， 散文家桓宽，著名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杨雄、刘歆，思想家、经学家、文学家王充、马融、郑玄、蔡邕，“毛诗学”开创者毛亨，诗人秦嘉、徐淑、蔡文姬， 还有文坛上的所谓“建安七子”陈琳、王粲、孔融等等，还有发明造纸术的，科学家，医学家张仲景、华陀，还有和番的，大隐士严光等等。这些耳 熟能详的名字，都在汉代闪闪发光，群星灿烂。正是这些大家巨擘，缔造了大一统的汉文化，汉文明。
公元前2世纪西汉灞桥纸的出现，东汉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书写方便的纸张的出现，结束了几千年以来古奥的甲骨，笨重的钟鼎、金石，体积庞大不便携带的竹简、木简。纸书给文化发展交流，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正是在汉代，确立了汉字、汉语和汉民族、汉文化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经历两千多年至今都没有动摇，没有改变，成为了大一统的惯 性和基因的基本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