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文学成就，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获得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而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中，又号“邺中七子”。
时代背景
建安七子生活在东汉末年。在儒家经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两汉时代，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多是“依经立义”以教化为中心，重在对文学与政治、伦理及现实的关系等外部规律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对文学的艺术特质及内部创作规律的研究。
不过，儒家思想本不废文学，且汉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儒学在争夺正统的斗争中也表现出某些进步因素，故儒学在汉代较为自由发展时就也提出了一些对文学的看法，接触到文学的特质问题。
此外，道家异端思想在汉代也在不间断地发展着，在经学思想统治较为松弛或逐渐衰微时，一些学者受道家思想影响提出了对文学更有价值的看法。文人作家在创作中对文学的抒情或娱乐性质也逐渐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这里所说的“文学精神的复苏”，就是指文人学者们对文学自身价值和特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开始自觉以文学创作抒情言志、表达一己情怀或以之作为精神自娱手段的状况。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丕常常与建安七子“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孔融被曹操斩杀后，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广征孔融的文章。
“建安七子”与“三曹”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对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过贡献。王粲在诗赋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六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提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王粲的作品最能表现哀思，其代表就是《七哀诗》与《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王粲《七哀诗》吟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把在乱世的经历见闻，融入于作品之中，留下最真实的记录。
七人当中，除被曹操处死的孔融外，其他六人都依附于曹操父子旗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魏王世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下的五人竟然全部死于这次传染病。
历史评价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玚在建安十三年后。
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