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末期全国一片混乱，反莽起义无处不在。公元17年，以铜马、绿林、赤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起义过程中，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和豪强列霸，也乘机聚兵起事，攻城掠地，大闹天下，全国又处于一片互相残杀的混乱之中。
国破家亡，各民族之间互相残杀。处在这种灾难之中的人民，他们日夜思念曾给他们带来幸福的高祖刘邦的西汉王朝。就在这时，南阳大地主刘演、刘秀兄弟打出“复高祖之业”的旗帜，组织了一支七八千人的春陵军举兵反莽。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秀自幼丧父，孤儿寡母在叔叔刘良的照顾下生活，直到他长大。年轻时的刘秀，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他为人讲究诚信，处世谨慎，性情温和善良。他在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依靠地主阶级的“功臣”、“良将”们，抗击群雄。
各地的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起义军将领们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他们认为刘玄懦弱，容易左右，因而于公元23年在宛城南面的洧水拥立刘玄为皇帝。刘玄是春陵侯刘仁的曾孙，在平林军中，号称更始将军。刘玄当皇帝后，改元为更始元年，并封了一大批官，封刘演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南阳一带的起义军严重威胁着王莽，王莽很快集结了43万人马，号称百万，命司空王邑与司徒王寻讨伐起义军。公元17年6月，王莽军队首先与刘秀相遇，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今河南叶县）城中。他们怀念家人，都想各自回本土自保。刘秀向将领们分析了当前形势，口吻严厉：“我们的粮草不多，敌强我弱。若我们齐心协力抗击敌人，还有战胜的希望；若我们人心涣散，必然被消灭。我们现在要把宛城攻下，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后方的援助。现在怎么离心背德，只想看守自己的妻子和财物呢？”将领们受不了这些话，纷纷怒喝道：“刘将军怎么竟敢如此讲话！”恰好这时传来消息——王邑、王寻的大军已到城北，队列绵延几百里。将领们虽平常不看重刘秀，但如今事情紧急，又想不出办法，只好勉强说：“还是再请刘将军拿主意吧！”刘秀就向大家讲了他的主张和具体要求，结果将领们一致同意。
当时王莽军队十余万人围困昆阳，昆阳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刘秀要王凤、王常守城，自己和李轶等13人骑马乘夜闯出城南门，召集在外的军队。刘秀到郾县、定陵一带，集合那里的全部军队救援昆阳。将领们舍不得财物，要求留一部分兵力看守。刘秀说：“现在要是打败敌人，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财物，甚至可以夺得天下，要是被敌人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要财物还有什么用？”于是刘秀把全部军队都带到了昆阳。刘秀亲率步兵、骑兵千余人当先锋。这时，昆阳城被围得铁桶一般。刘秀到离敌军四五里外停下来，敌军数千人迎战。刘秀率军冲杀一阵，杀敌十来人，首战小胜，士气稍振。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见了小敌就害怕，如今见了大敌却如此勇敢，真是奇怪。有你在，我们一定会打败敌方。”刘秀继续前进，杀敌近千人，敌军败退，刘军士气大振。刘秀紧接着率领3000敢死队，从城西直冲敌军的中军地带。王邑、王寻十分轻敌，下令军队各守营地，不得移动，只率领1万余人迎敌，结果大败，落荒而逃。
昆阳一战，敲响了王莽政权的丧钟。王莽坐立不安，忧懑不食。同时，海内豪杰蜂拥而起，杀掉州郡官吏自称将军，接受更始帝年号，等待诏命。王莽的一些心腹，策划杀掉王莽投降汉朝，保全宗族。正当这时，新市、平林起义军的将领们看到刘演、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益扩大，心中不安，劝刘玄除掉他们，甚至连本来与刘兄弟关系密切的李轶也转而谄事新贵。而刘手下的人对刘玄当皇帝之事一开始就不服，有人说：“本来起兵图大事的是伯升（刘字伯升）兄弟，现在的皇帝是干什么的？”公开拒绝刘玄的任命。于是，刘玄就借封刘部将刘稷为抗威将军而不受之故，把刘稷及为他说情的刘演杀掉了。对此，刘秀深感不安，赶紧跑到宛城请罪。刘部下去迎接他，慰问他，他只是在公开场合下寒暄几句，表示过错在自己，但他不与这些人私下交流，不讲昆阳的战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言笑与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刘玄见刘秀没有反对他的意思，感到有些惭愧，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哀伤，他只能得到后来的光武皇后阴丽华的安慰。
公元23年9月，刘玄的军队相继攻下了长安和洛阳。刘玄打算以洛阳为皇都，便命刘秀先行前往整饬吏制。刘秀到任，安排僚属，下达文书，从工作秩序到官吏的装束服饰，全恢复汉朝旧制。当时，关中一带的官员赶来迎接皇帝刘玄去长安，他们见到刘玄的将领们头上随便包一块布，没有武冠，有的甚至穿着女人衣裳，滑稽可笑，没有庄重威严的样子，但他们见到刘秀的僚属肃然起敬。一些老官员流着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他们纷纷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理。
刘玄到了洛阳，需要派一员亲近大将代表朝廷去河北一带，宣示朝廷旨意，要那里的郡国遵守朝廷的命令。朝廷经过一番争议，最终又选定了刘秀。这给刘秀提供了避开矛盾漩涡、自由施展才干的机会。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都认真考察官吏，按其能力的高低分配财富的多少；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衔。官民欢喜，竟相持酒慰劳，刘秀一律婉言相拒。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朝廷的反叛事件，王郎就参与其中。刘秀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时，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一起毁谤刘秀的材料有几千份。要是按这些材料提供的线索加以追究，必然会使一大批人惶恐不安。刘秀一律不看，他把王郎的部属召集起来，当着他们的面一把大火将这些材料烧掉。他解释说，这样做是“令心怀不安的人放心”。 更始帝见刘秀的影响越来越大，便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命令刘秀停止一切军政活动，与有功的将领一起到长安去。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力量，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白这一意图，他便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应诏去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清晰起来。
公元24年秋天，刘秀调集各郡兵力，先后在馆陶等地击败并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河北一带大致平定。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人为首活动在今河南东部的赤眉军，正在迅猛地向长安进兵；赤眉一旦攻下长安，刘玄败逃，就会出现一个夺取关中的良好时机。刘秀感到争夺天下的时机即将到来，争夺天下的架势应当拉开了。他便一边派将军邓禹率精兵两万向关中一带进发，相机行事；一边选定北据太行山、南临黄河、地势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作为进
取中原的立足点。他先用文武兼备的良将寇恂任河内太守，冠以“行大将军事”的御号。他向寇恂交代任务说：“从前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把萧何留在关中，我现在把河内交给你。你的任务，是像萧何那样保证粮草供给，训练士兵和战马；阻挡其他军队到这块地盘上来，特别是不让黄河以南刘玄的军队过来。”后来寇恂果然不负重托。刘秀又在孟津部署重兵，窥视洛阳。
安排妥当以后，刘秀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一路上，将领们纷纷给刘秀建议，要他称皇帝。刘秀故作拒绝，有时还惊讶地说：“你们怎敢说这种话？当心招来杀身之祸！”到了南平棘，将领们又一再劝说，刘秀还是拒绝。乘身边无人的时候，将军耿纯说：“人们抛开亲人和家乡，跟从大王出生入死，为的就是想攀龙附凤，实现封宫拜爵的愿望。现在大王不愿称帝，违背了众兄弟的愿望，我担心他们会感到失望，产生离你而去的想法，况且，人心是不容易收拢的。”刘秀仔细思考之后，明白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是出于个人利益，并非虚让，于是表示说：“我会考虑这个问题。”
到高县，刘秀把将军冯异从洛阳前线召回，向他询问天下形势。冯异是当时刘秀最亲密的人，自从刘秀任司隶校尉以来，他一直跟在刘秀身边，陪同刘秀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他经常劝刘秀做争夺天下的思想准备。他不争功名，每次论功行赏他总是跑得远远的，不参与其中。他对刘秀忠心耿耿，他担任洛阳前线的军事首领，了解战争的形势，分析的情况非常可靠，故此刘秀才召他来询问。冯异对刘秀说：“更始皇帝的败局已定，宗庙社稷的问题就在大王您了。您应当听从众人的主张。”
于是，刘秀在鄙城（今河北省柏乡县北）筑起坛台，于公元25年六月初六登台祭告天地众神，当了皇帝，改元建武。
扫平群雄 一统天下
刘秀即帝位之初，天下依然四分五裂，“帝王满天下”。除了农民起义军绿林、赤眉军之外，还有更始皇帝刘玄、东方皇帝刘永、蜀中皇帝公孙述、舒城皇帝李宪、匈奴立的皇帝卢芳、燕王彭宠、齐王张步、海西王董宪、楚黎王秦丰等。这些人各据一方，自立为王，互相攻城掠地，战争频繁，广大人民饱受着分裂、战乱之苦。汉光武帝即位之后，利用“人心思汉”的社会心理，打出“刘氏宗室”的旗号，搜罗人才，争取民心。利用招降和用兵两种手段，经过长达10年之久的艰苦战斗，终于一一扫除盘踞各地的帝王，使中国又一次走向了统一。
更始皇帝刘玄，本是没落贵族，并无本事。只是当时的绿林起义军为了招集民众，同王莽新政斗争，急需一个刘氏宗室子弟作为皇帝，便策立刘玄为“更始皇帝”。据说，刘玄在举行登基仪式时，吓得战战兢兢，冷汗直流。
刘玄当了更始皇帝，大赦天下，连封数王，连宫里的厨师、火佚都封了爵位。当时长安的老百姓编了一首歌谣：“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这样的皇帝仅仅是个木偶，很多绿林军的将领和各郡县的官吏根本不听他的命令。当时刘秀、刘演弟兄俩的军队实力很强，但却被封了个很低的官职。各路起义军心中虽有自己的算盘，但在反对王莽新政问题上目标是一致的。
王莽死了之后，刘玄每日不理朝政，只知寻欢作乐，重用无能之辈。不少人见刘秀日益强胜，多次劝刘玄杀掉刘秀，刘玄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派刘秀出使河北，行大司马职。可刘秀到河北后，镇抚州部，巡察地方，上自郡守，下至平民，不收受百姓敬献的牛肉与美酒，广施恩惠，终于控制了河北并登基称帝。然后，刘秀又举兵攻占邯郸、河内、温邑等地。这时，由于刘玄无能，赤眉军又立一个叫刘盆子的牛倌作为皇帝，也举兵攻打长安。刘玄左右受到攻击，最后投降了刘盆子，被改封为长沙王。 刘秀得知更始皇帝下台，便一鼓作气，命吴汉、冯异等11位将军攻打洛阳。这时的洛阳由更始皇帝的骁将朱鲔把守。由于朱鲔拼命固守，刘秀部队连攻数月，一直没有攻下。后来刘秀听说部将岑彭当年曾是朱鲔的校尉，便派他去劝降。朱鲔对岑彭说：“大司徒（指刘）被害，我参与筹划，更始帝派刘秀去河北，我又阻拦过，并进谏铲除萧王，这些罪过，我想萧王是不会原谅的，因此不敢投降。”汉光武帝得知此事，便托岑彭向朱鲔说：“要干大事的人，不能计较小过。朱鲔如降，官爵不动，我可以对黄河水发誓，绝不失信！”朱鲔听后。叫人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到达河北汉光武帝营帐听候发落。光武帝见到朱鲔急忙下座，亲自解开绳索，向他表示慰问，并拜其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至此，以更始皇帝刘玄为代表的一派势力，在赤眉和刘秀的攻击下被平息了。 在群雄并立的大地上，赤眉军也是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严重威胁着刘秀新建的东汉王朝。
赤眉军是一支朴实的农民武装，在推翻更始皇帝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缺乏领导，纪律性差，攻入长安后，又烧又抢，令老百姓纷纷逃散。号称百万之众的赤眉大军，在长安城中得不到军饷，开始向秦岭终南山一带转移。赤眉军在行军途中遇到大雪，冻死、饿死了许多士兵，因此，只好又退回长安。汉光武帝派大将邓禹乘机攻击赤眉，结果遭到赤眉军的伏击。邓军大败，死伤3000多人，邓禹只带了20多名骑兵逃了回来。
汉光武帝分析了一下赤眉军的情况，了解到赤眉军打仗个个英勇，但由于兵马太多，粮食缺乏，他们不会久居长安，因此，只有采取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步步围堵、不断分化的方法。于是他派冯异率兵前去执行这一任务。临行前，汉光武帝送给冯异一辆马车，一口宝剑，嘱咐他说：“长安一带遭兵灾，老百姓穷困到了极点。此次出征，如长安敌军肯降，你只要把他们的头子送到京城来就行了，士兵可以让他们回家种地、养蚕，绝不要杀害。再多带些粮食，到时一定能用得上。”
果然不出汉光武帝所料，长安城已到了饿死人的地步，一斤黄金只能换五升豆子。赤眉军只好东撤，到了渑池，同冯异军队相遇。冯异用计，把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也伪装成赤眉军，扰乱赤眉军阵营，结果赤眉军大败，有8万多人因饥饿投降了汉军，还有十几万冲出了重围。逃出来的赤眉军怀着悲怆的心情，扶老携幼，继续向东行进。光武帝刘秀这次亲自带兵堵截，在宜阳与赤眉军相遇。赤眉军见汉军壁垒森严，军威雄壮，他们又饥又饿，无心作战，只好派刘氏宗室刘恭代表赤眉军，向刘秀乞降。刘秀接受赤眉军投降后，立即命令宜阳的县令，把全县的厨师集中起来，给十几万赤眉军做菜、做饭，让他们饱餐一顿。饥饿疲乏到极点的赤眉军，受到这样的待遇，对光武帝感激不尽。第二天，刘秀在汉水边布阵，让赤眉军将领观看，并对赤眉军降将樊崇等人说：“你们投降了，后悔不后悔？如果后悔，朕可以让你们回营，重新集合军队，再
行决战，朕绝不强求你们投降。”樊崇吓得头也不敢抬，徐宣则连连叩头，说：“归顺皇上，早有此心，今日如愿，如同婴儿见了慈母一样，只有喜欢，没有后悔的。”光武帝听后哈哈大笑。
刘秀击败主要对手之后，目标又开始转向东边的刘永。刘永原来被更始皇帝刘玄立为梁王，后来自称皇帝，以睢阳作为京城，占据着青州、徐州一带28个城，封山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等人为大将军。 刘秀于公元26年夏，命盖延率军征讨。经过整整一年的残酷战争，刘永大败，后被手下将领所杀。
北方的渔阳太守彭宠，原系刘秀部下，后反叛，自立为燕王。占据着蓟城、右北平的上谷等县，北边联络匈奴，南边联络张步，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汉光武帝决定亲自征讨，后经劝说，方派朱祐、耿龛等率兵北进，于公元29年平息了彭宠的叛乱，北方局势安定下来。 接着，张步、董宪、李宪、匈奴立的皇帝卢芳等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们也相继被灭，国内大部分地区开始稳定。 但是，还有三大势力，这就是蜀中皇帝公孙述、五郡大将军窦融、西州大将军隗嚣。他们势力强大，有同光武帝平分天下之势。光武帝决定采取逐个击破，分而治之的策略，铲除这三大势力。
公孙述占据着益州（今四川、贵州、云南等），资源丰富，地势险恶；加上公孙述经营多年，势力比其他两个都大；而且，公孙述在蜀中已自称皇帝。为了孤立公孙述，光武帝决定拉拢窦融、隗嚣。他先派人去联络隗嚣，可隗嚣打算自己做皇帝，隗嚣不仅没有听从刘秀的劝说，而且还派人去联络窦融，劝窦融自立为王，他们同公孙述联合起来，建成三个国家，共同对付洛阳的皇帝刘秀。刘秀得知后，立即派人给窦融送了一封信，信中说：“将军日前的地位举足轻重，有人主张分割天下，像战国时期那样，各自为王，要知道，中国的土地即使可以分的话，中国的老百姓也是不能分的。将军如果能从大局出发，上为国家出力，下为百姓着想，我将非常感激！”刘秀的语言情真意切，使窦融和他手下的将士都认为光武帝英明。不久，窦融率部投降，刘秀随即派兵征伐隗嚣。隗嚣大败，于公元31年春病饿而死。汉军乘机收复了陇右（今甘肃六盘山以西）地区。刘秀收复陇右地区以后，集中优势兵力，全力以赴进攻蜀中皇帝公孙述。刘秀亲自带兵征讨，大将军岑彭指挥军队，连连击败公孙述的军队，夺下不少城池，公孙述很快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刘秀又命广平侯吴汉进攻成都，结果公孙述惨败，受重伤而死。其手下将领见汉军来势凶猛，便纷纷投降。这样，蜀中皇帝的全部势力被扫除干净。
刘秀从28岁起兵，到灭掉蜀中皇帝那一年，已经43岁了。15年极为艰苦又残酷的戎马征战，芟夷群雄，扫平大大小小的“土皇帝”，终于结束了豪强割据的局面，使中国又一次走向了统一。
柔术治国 中兴汉朝
刘秀虽然出身于皇族，但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平民中间，使他深深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他分析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动乱原因，懂得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要用柔顺、缓静的统治手段，以便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汉室统治。他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又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在“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指导下，他废掉王莽时代苛而繁的律令，学习刘邦的做法，宽简天下，即所谓“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并由此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为东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初年，在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刘秀开始建立一套能加强中央集权的领导班子，“退功臣而进文吏”就是其中一条重要手段。
刘秀通过多年浴血奋战才取得政权，在他的手下，有一大批立过不少战功的将领。这些人擅长打仗，但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不少人还往往自恃功高，不听命令，不遵法纪，为所欲为，如果继续受到重用，他们身居高位，对东汉政权是一大威胁。因此，刘秀决定采取稳妥方式，一方面给他们加官晋爵，另一方面剥夺他们的实际权力。为了达到目的，刘秀开始大封功臣，他让郎中冯勤专管此事。冯勤精明能干，他规定按照功臣功劳的大小，决定其封地大小、远近和土质肥瘠，并且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方案。刘秀根据这个方案，一次就封了360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最大的有四个县，小的只有数百户，比西汉时少得多。除了大将李通、邓禹、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之外，其他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经过削权封侯，汉光武帝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将领的军事力量。
封完功臣之后，刘秀又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希望大家“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恃宠而骄，对自己要求要严谨，节制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并能把爵位传给子孙。光武帝就这样连哄带吓地威慑众臣。 退功臣的同时重用大批文吏。光武帝认为文吏们熟悉封建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建武六年、七年，刘秀连续两次下诏，命令各地官吏推举贤良，到京城参加选官考试。实行“征辟”制度，即下诏特“征”用某人为官，公卿和各地郡守也可自行“辟”用他人做幕僚。在诏书中，刘秀严格规定了选官的条件：第一，品德高尚，身世清白；第二，要有知识，是通经的博士；第三，熟悉各种法令，能熟练地依法办事；第四，具有魄力才干，遇事不惑，能独当一面。各地官吏在选择人才时，必须严格按照这四条标准，如有违者，必将依法治罪。
光武帝为了得到一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吏，多次亲自访求名贤。在刘秀的同学中，有一位叫严光的人，此人很有才学。刘秀做皇帝后，他隐姓埋名，隐居山林。光武帝非常希望能和这位才德高尚的同学共谋国事，于是他叫人画了严光的画像，到严光的家乡去寻找，找到之后，刘秀立即将他接到京城。不料严光不愿做官，刘秀几次光顾他的住所，有时谈得晚了，俩人就睡在一张床上。据说，严光睡觉不老实，还曾把两只脚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也任他如此，并不挪开。还有一个南阳宛城人卓茂，是当时著名的儒生，精通《诗》、《书》、《历法》等，待人宽厚，深受众人敬仰。刘秀即帝位不久，就派人访求这位大名鼎鼎的名士，并且任命七十多岁的卓茂作为太傅，封褒德侯。几年之后，卓茂老死，光武帝驾车素服，亲自送葬。光武帝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确实网罗了一大批品行端正、廉洁奉公的有用人才。如陈留人董宣，为官清正，执法严明，不畏权贵。有一次，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的家奴仗势杀人，董宣带领士兵，当着湖阳公主的面将这个家奴打死。湖阳公主气得浑身发抖，向刘秀哭诉。刘秀要杀董宣，董宣说：“陛
下圣德，中兴汉朝，而现在竟纵容亲属家奴杀害平民百姓，如此何以治天下？臣不需鞭杀，请让我自杀！”说着把头向柱子撞去。光武帝被刚正不阿的董宣感动，于是不再治其罪。但为了给姐姐一个下台的面子，刘秀让人扶董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罪。董宣硬是不从，刘秀命人按董宣的头，董宣两手按地，就是不肯俯首。刘秀非常感动，任命他为“强项令”，赐钱30万。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光武帝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统治措施。
光武帝采取了西汉时加强尚书台权力的措施。东汉初年，中央的最高官职是三公，即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得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军事。三公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刘秀为了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设置了尚书台机构，并加强尚书的职权，扩大机构，增设官吏。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合称“八座”。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分掌全国政事。尚书的官位不高，尚书令每年的俸禄只有一千石，副职尚书仆射和六名尚书，每年的俸禄也只有六百石，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远不能同每年俸禄为万石的三公相比，但实际权力远在三公之上。尚书台是最重要的行政决策机构。
光武帝除了通过尚书招揽大权外，还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负责传达皇帝的旨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光武帝认为这些宦官们地位更低，他们不可能取得倾国大权，就更保证了他的集权统治。
刘秀以柔术治国，宽民众，而对官吏极严。东汉初年，他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还进一步予以加强。这三套监察机构是：（1）御史台——有侍御史15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文。（2）司隶校尉——有从事史12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他们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三公不察”。（3）州刺史——全国分12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行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八月出巡，调查各地有无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非常重视，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
朝中无论官员职位高低，一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曾任汝南太守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世皆为博士，德高望重，刘秀十分器重他，但在他度田不实、贪赃枉法的罪行被查出来之后，他立即被捕入狱。当时朝廷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在大殿门口，请求宽赦他，甚至有人情愿替他牺牲，但刘秀坚决对其绳之以法，予以处死。
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解放奴婢 发展生产
当时，王莽改制就是因为土地问题（高度集中，兼并问题严重）和奴婢问题（奴隶化严重），这些西汉末年困扰统治者的问题，同样危及东汉政权的稳固。刘秀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的就是解放奴婢、精兵简政和解决土地问题。
要解决农业问题，劳动力是核心因素。解决奴婢问题，理所当然是重之又重。西汉中后期，由于地主、官吏无限制地兼并土地，使大量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本人也被卖给官僚、贵族、商人家为奴。奴婢在主人家过着非人的生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主人的毒打，甚至被当成牛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奴婢问题，影响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汉哀帝和王莽新政都想解决，但都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光武帝即位后，把解放奴婢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从公元26年到公元38年光武帝先后多次下诏令解放奴婢，并且严禁虐杀奴婢。公元26年5月的诏令宣布：民有出卖妻子，其妻子想归父母者，从其便，如主人刁难，按律令论处。建武六年诏令：王莽时吏民被当成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一律免为平民。公元31年的诏令：吏民因饥饿战乱沦为奴婢、妻妾的，留去自便，强制不让走的，以卖人罪处置。建武十年诏令：取消奴婢因射伤人处死的法律。公元35年2月诏令：天地之间人为贵，杀奴婢者罪在不赦。同年6月诏令：炙灼处罚奴婢的，按律治罪，被伤害者免为平民。公元36年诏令：陇、蜀的人民被劫为奴的，如要离去，一律免为平民。公元38年诏令：益、凉二州奴婢八年来向官府上讼者，一律免为平民，也不必偿还卖身钱。
光武帝在12年内，连续不断地发布解放奴婢的诏令，使大批奴婢获得了自由，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精兵简政，是光武帝为发展生产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公元30年6月，光武帝下令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官吏职还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县级机构不够设置长吏的，可以撤减合并。”这一年，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在封建社会，能够这样大量地精简官吏，确是少有之举。
公元31年，光武帝又大量地裁减军队。建武七年，他下诏令说：“军士中都是年轻力壮之人，应当立即罢除轻车、骑士、材宫、楼船和相关的军吏，让他们回去种田。”大批的士兵得以还乡，从事农耕。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劳动力问题解决之后，还有一项就是土地问题。东汉初期，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农民没有地种。光武帝于公元39年6月，下令各州、郡清查田地的数目和人口实数，称为“度田”。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核查田赋收入，防止大地主隐瞒田产，逃避纳税；二是可以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没收一些多余土地，分给无地的贫民。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他们隐瞒田地数量，谎报人口，反对清查。地方官吏也惧怕他们，有的还贪于贿赂，与他们勾结，任凭他们谎报。
刘秀得知此事，以“度田不实”罪诛杀了十余个郡太守，并加紧“度田”。于是大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由于分不到土地，或分到的土地实际数量比政府应允的数量要少，也开始反对度田，参加武装反抗。“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这就是史称的“度田事件”。刘秀大怒，一再发兵镇压。但这些“群盗”等官兵一到，立刻解散，官兵一走，“群盗”又聚集起来。为了平息暴乱，光武帝采取了分化与镇压相结合的手段。宣布：群盗们相互揭发，均可免罪，并可分到土地。原来因不敢追捕“群盗”而治罪的官吏，现在只要能够使乱民遣散，政府就可以不再洽罪。光武帝
不愧为一个有经验的统治者，他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很快就把反抗平息下去了。但是“度田”却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光武帝还把田租的十税一恢复到三十税一。并下令，各郡国凡有余粮的，要赈济老年人和鳏寡孤独以及无依无靠的穷人，各级官吏要亲自负责此事，不允许失职。这些被称为“德政”的小恩小惠，在广大农民中树立了东汉王朝的良好形象，稳定了人心。
汉光武帝刘秀，在两汉之间激烈的动乱年代，顺应历史的潮流，采用军事手段，平息群雄，使分崩离析的中华民族再度走向统一。统一之后，采取柔术治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建国40年时，全国已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景。这也是东汉王朝最富庶和最安定的时期，史称“东汉盛世”。
明君风范 瑕不掩瑜
刘秀作为一代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美酒，也不喜欢听音乐，从不把珠玉当作珍宝。他曾令太官不要接受郡中奉献的珍馐美味，还把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嫔妃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建陵墓，名日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宽宏大度、平易谦和的气概。公元28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方，犹豫未决。他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威都和洛阳观察时政。马援自幼就聪明过人，人们都认为他是神童，在西州很有名气，很受隗嚣敬重。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却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带，他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他一见到马援就微笑着说：“贵客敢往来于两个皇帝之间，见多识广。今天有幸见到贵客，真是深感荣幸。”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立刻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于是，马援叩头说：“当今的局势，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起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的情况，并说：“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警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间谍刺客吗？”刘秀又笑着说：“我知道你不是刺客，你只不过是个说客罢了。”这次会见，让马援目睹了刘秀的宽宏气量。刘秀与当年的刘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不愧是东汉的真正帝王之材。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了。
刘秀宽宏大度的气概，还表现在他对待“逸民”、“隐士”、不驯人物的态度上。太原郡当时还留有大量的晋国公族的后裔，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一种对立情绪，或者寻机报仇，或者隐居不仕，王侯面前不肯称臣。至汉初，＿太原郡（在今太原市以南）被称为“难化”之地。刘秀时，太原郡广武县有个叫周党的，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他去做官他都不愿意，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却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甚至是厌恶的态度。他更愿意多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官吏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告诉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就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批评了刘秀一顿，说他游猎山林，夜以继日，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城门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
刘秀对官吏要求严格，以致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对贪赃枉法的行为更是严厉惩罚。他在执政初期，内外群官，多由他自己选任；如干不完他交办的事，尚书一类的近臣常被拉到面前棍打鞭抽，以致“群臣莫敢正言”。
刘秀对贵戚的过分行为一般能够理智对待。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性格刚直，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行为。他们曾弹劾刘秀的叔父赵王刘良仗势呵斥京官为“大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自己，“以避二鲍”。刘良临死时，刘秀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没有别的话了，只有一件事，他的朋友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李子春死刑，他希望能保住李子春的命。刘秀说：“官吏公正执法。我不能徇情枉法。另说别的愿望吧。”
刘秀的明君风范，使刘氏汉家天下走向繁荣，实现了“光武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