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他们的文章里读出来，那目光炯炯、正义凛然的样子，大有在公共汽车上抓获一个小偷那样，做为民除害状，等着大家为他鼓掌。说实在的，在中国做个文人也蛮可怜，爬格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辈子绝对不出一次错者，几乎少之又少。而且，你越写得多，你出错的几率越来得多，因此，永远要撅起屁股，时刻准备着挨这些先生的板子，想想，也确是命苦。
幸好，中国语言的可塑性很高，也有、久讹成真的可能。错多了，错久了，错得忘掉原来的正确，错到原来正确的反而被认为错，便不得不按那句名言“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原则行事，约定俗成，将错就错。“宁馨儿”，就是这样一个词汇。“宁馨”，是晋代人的口语，做“如此”、“这个”讲。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里，专门谈到它，认为“今遂以……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可见这个硬伤，也伤得有点年头了。
据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001页），对“宁馨儿”的释义，则认可了已经用错了的说法：“原意是‘这么样的孩子’，后来用作赞美孩子的话。”
这样一来，对爱挑错的先生们来说，大概会感到遗憾。
其实，三十年代，“宁馨儿”就不按原意在使用着，那时在作家公开出版的情书中，我记不得是郁达夫、，还是张资平、叶灵凤了，就曾把自己所爱的女人，称为“宁馨儿”。试设想，一位小姐，既有宁静淡定的风度，又有温馨甜美的仪表，这宁馨，岂不很让人为之心醉的吗？我想，三十年代在文坛驰骋的名家巨匠，其汉学修养，其外语水平，要比我们这些当代舞文弄墨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他们敢于改造这个旧词汇，赋予新义，我认为是个不错的尝试。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指责，也许大家都有太多的正经事要干，来不及咬文嚼字。其实，词汇多义性的转化，是语言得以丰富起来的一种手段，只要转化得妥帖，转化得不落俗套，转化得既亲切又富有情调，转化得能被人理解和接受，也就不妨使其存在，用不着像逮到一个有把的烧饼那样，大张挞伐，一脸幸灾乐祸，夜里做梦都笑出声来。
现在回过头去，重温“宁馨儿”的来历，就得拿西晋那位摇尾的王衍（256—311）说事，算起来，已是一千多年前的词汇，要不是有人用错了它，早埋葬在古籍里，连尸首怕也化成灰了。
《晋书》说到了这个典故：“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是大名士，更是“器重朝望”的政治家，以论人正确，敢于任事，著称于世。他所说的，用现代话翻译出来即是：“是哪个老太婆，生出这个小孩呀！可将来断送天下老百姓者，说不定就是他哩！”
还真是不幸而言中，王衍这个大玩家，不但清谈误国，连自己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宁馨儿”一词，派生出漂亮标致的意思，倒是与这个大玩家本人，太丰采出众，太不同凡俗，太具有魅力，太鹤立鸡群的缘故分不开。一直到东晋的画家顾恺之（345—406），还认为：“夷甫天形环特，识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
魏晋时期，很讲究阳刚之美，就因为自己个子矮小，而自惭形秽。但男性美的形容，落实到字面上，确切的涵义，较难界定。如：“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如：“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世说新语》）
数年前，我在写作《嵇中散之死》时，曾请教过一位诲人不倦的明公，如何“萧萧”？如何“肃肃”？说了半天，我也不得要领。英语中用于女性的beautiful，译作“美丽”，而用于男性的handsome，怎么也想不出如“美丽”般只有两个音节的汉语。也许，古代文人，十之八九皆多情种子，功夫全用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上去了，一到形容男人的时候，就显得口拙词穷，只有这些大而化之的空话，令人不着边际了。
这个“宁馨儿”王衍，是一位非常handsome的男人，毫无疑义，否则，不会让世人如此着迷的。
顾恺之在《夷甫画像赞》中所说的“论者”，即王衍的从兄王戎，一位步步高升的官场不倒翁，一位越混越得意的政治墙头草。原话为：“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还有一个王敦，王衍的从弟，就是那个口出狂言，大丈夫倘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大军阀，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当然，这些自家人的言谈，多少有恭维之嫌，是算不得数的。不过，下面这段裴楷的看法，便可知当时人们的公论，大约可信。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裴）语人曰：‘（王）双目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这位老先生，有“玉人”之称，显然也是曾经引导潮流的一时英俊，“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但尿中有糖，便有些过气之感。正如我们认识的那些老花花公子，总是不大肯退出舞台那样，跳个国标舞，搂个小媳妇，挎个照相机，打个高尔夫，还是很想抢个风头的。裴楷也不能例外，但站在眼前的年轻人，竟是如此标致风流，如此，看到自己一把老腰老腿老骨头，还有那一条不给劲的老命根子，难免“体中”（恐怕更是体下才对），要有一点“小恶”了。
山涛的“宁馨儿”，从一开始就含有赞美之意，也是指其外在的体貌而言。“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则是对其未来的判断，王衍内在的人格、品行、心地、良知，还真是不怎么样。如果进一步使这个用错了的词，继续错下去，那么，“宁馨儿”，就应更分为一个人表象的“宁”和品格的“馨”才是，若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衍只能算是一半的“宁馨儿”，外貌极佳，人头极次。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部记录魏晋人物言行的书。王衍是大贵族，大官僚，大名士，同时还是一个大玩家，自然是在书中不断出现的主角。“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尾，与手都无分别。”短短二十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这位名士祖师爷三个特点，整丽的外貌、玄谈的嘴巴和他创造的清谈时的道具——尾。
这器物，后来失传了，那样子，究竟像拂尘，像羽扇，还是像鸡毛掸子，谁也说不上来。大概如现在影视界的男导演，都留很邋遢的胡子，做流行歌曲的男音乐人，都扎很肮脏的辫子一样，已成为一种图腾崇拜的象征物。尾也如此，由于王衍的提倡，渐渐成为风尚，自西晋至东晋至南朝三百年间，不管猫啊狗的，都拿一根鸡毛掸子，在手上摇着装名士。
现在，尾是没有了，但胡诌诗词，信笔涂鸦，乱写文章，附庸风雅的假名士，还是屡见不鲜的。细品这个王衍，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异现象。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像，什么玩意也拿不出来，然而，什么场合也少不了他，居然是个人物，还是个大人物，也真让人匪夷所思。死了快有一百二三十年了吧，怎么皇帝的新衣还没完没了呢？
而且，总有一支麦克风塞到这位人物的嘴下，而且，无论长篇短篇，散文随笔，宋元明清，亚非拉美，民风民俗，红白喜事，和尚尼姑，三教九流，他都能闭着眼睛，都敢张着大嘴，天南海北地瞎嘞嘞一通。而且，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了文坛前辈，成了青年导师，成了著名的文化人，成了麻将牌里的百搭，少了他还真不开和。有的甚至成了爷，没有爷的引见，发给小女子一张门票，文坛那道门槛，还真是迈不过来。
说白了，王衍是一个空手道，作为文人，无著述，作为名士，无名论，作为官吏，无建树，作为谈客，无高见，无足称道，狗屁不是。说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说的“空头文学家”，北京人说的“瘪皮臭虫”，上海人说的“空心汤团”，就是这班人的真实写照。但他善于炒作，善于拿捏，善于借风使舵，善于拉帮结派，再凭那一张嘴，手持尾，坐而论道，口吻生花，却能炒出极高的威望，极盛的声名。
您不得不服，这世界就属于能吹牛皮的人。
那时，洛阳城里，他的知名度，总列排行榜首位。《晋书》称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声名籍甚，倾动当世，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晋诸公赞》曰：“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物所宗。”《晋阳秋》曰：“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世说新语》举了一个例子：“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看看，他还挺忙，挺拿糖，挺端个架子。
名人崇拜，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里，磕头磕久了以后，落下的一种仰脸看人的毛病。空手道们就吃准了普通人对名流的仰慕心理，所以，出名，邀名，炒名，争名，不择手段，不管好歹，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有名，削尖脑袋也干；名是无形资产，与有钱者，与有权者，同起同坐，不相上下。本是无足轻重的王衍，因为有了这份虚名，成了洛阳城里拥有话语霸权的拿摩温。
当时的士流后进，文苑学子，一是相当的贱骨头，二是被他唬得够呛，很在意他的褒贬，很买账他的评论。就像时下的年轻作家，非要请名人写序，请名评论家鼓吹一样，哪怕掏大把的审读费也在所不惜。王衍半点不谦虚地认为自己有品评识鉴的特权，“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因此，成语中的“信口雌黄”，也做“口出雌黄”，也是因他而来。
说到底，他的背景实力也相当可观。一，出身于琅邪临沂王氏这个贵族门第；二，被人艳羡为“琳琅串玉”的王戎、王澄、王敦、王导，或掌握要害，或有占据要津的实力，是他的从兄从弟，皆为羽翼；三，他老婆郭氏是皇后贾南风的娘家人，；四，他小女儿惠风又嫁给皇太子司马，他是未来皇上的老丈人。就凭这些，也使得他的腰杆更硬，口气更冲，放屁更响，话语霸权更甚。如果，他曾在美国爱荷华，或别的什么大学厮混过两天，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休息厅品尝过咖啡，那大家就得将他供起来了。
他还用得着当官吗？拥有这一份话语霸权，也就足够足够了。
君不见今天之文坛，那些小拨拉子，甚至还不如王衍那样拿得出手呢，或追屁族写几篇鸟评论者，或叮屁族抓大头敲竹杠者，或闻屁族直奔绿罗裙下者，即使有一丁点话语权，谈不上霸，不过是虎牌万金油罢了，也是要用够用足的。一个个，谁不是油头粉面，脑满肠肥，像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似的，得意忘形，神气活现。
但是，王衍与上述诸君不同的，他是个大牌人物，他是个不甘寂寞、不易满足的大玩家，玩名士，玩尾，玩清谈，玩黄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闲地玩乌纱，玩权术，玩政治，玩官场。
所以，此公可是大错而特错了。
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不做什么，是要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好在磅秤上约约自己，毛重多少，净重多少，去皮以后，减去蚀耗，知道几斤几两的实数，在哪个量级，做多大事情，这才心里有数。
为文，就老老实实爬格子，为官，就兢兢业业等因奉此，为车夫，就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为小萝卜头，就永远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王衍，奢谈黄老，天花乱坠，是他的强项；当官做吏，率兵打仗，是他的软肋。黄老这一套，练练嘴皮子是可以的，指着治国平天下，就非坏事不可。
后来，我也悟过来了，凡文人，一旦弄不出文，或弄不好文，就只有染指权力一途。因为当这个长，当那个长，是无师自通的行业，用不着什么正经学问。老实说，除了未庄的阿Q先生，谁不会将圈画得很圆？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对文人来说，永远是一杯鸩酒，是绝对饮不得的。
我们可以为他设想，若是摇尾，尚清谈，好黄老，崇虚无，做一位名士班头，贵族领袖，情场魁首，风流太岁，在洛阳城里，他应该是天字第一号快活之人。
“宁馨儿”就倒霉在不识数上面了。这个王衍，据《晋书》：“泰始八年（272）……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因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那时还算是有点清醒。后来，就一直浮沉官场，虽然也有两次辞官之举，永康元年（300），赵王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免。”次年，“齐王同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衍……以病去官。”实际上，人去心留，并未完全跳出政治漩涡，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心态，加之人捧自抬，相信自己果然是既宁且馨的超重量级人物，就更下不了狠心与权力场彻底决裂。
于是，八王之乱以后，死的死了，亡的亡了，他一步步从尚书仆射、领吏部、拜尚书令，到司空、司徒，成了“居宰辅之重”的政界一把手，又从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太尉为太傅军司，成了“众共推为元帅”的军界一把手，这位空手道竟混到亦文亦武，亦政亦军的领袖地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犯晕，尤其司马越病死以后，他手里的白玉柄尾，也耍得不那么利落了。
现在，大玩家攀登到权力的顶峰，得到了一切，但是，他生命也到了终点。
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在北疆边外崛起的游牧部落首领石勒，这位一直觊觎中原的匈奴后代，乘虚而入，紧追着抛开洛阳南逃的晋军主力不放，而王衍，恰巧是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当石勒还是十四岁的部落小卒时，大概在洛阳上东门，摆过地摊，贩过牛羊，那高亢的叫卖之声，曾经吸引了路过那儿的王衍，算是有过一面之交。现在，王衍统率的部队到达河南郫城，却落入石勒大股骑兵的包围之中，不经一战，全军溃败，从前的大老爷，现在的阶下囚，而过去的小盲流，却是能决定他生死的阎罗王。
这一次见面，有点滑稽，如同苏联电影《在1918》，那位红军战士，进了冬宫，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沙皇将军，来不及举手敬礼一样，石勒认出俘虏队里的王衍，想起当年上东门摆摊的经历，不觉自惭形秽，竟连忙趋前致意，“勒呼王公，与之相见。”“勒甚悦之，与语移日。”
王衍终究是徒有外表，而绝无人格力量的文人，为了苟且求生，一方面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个大玩家，不问政治；一方面无耻地向那个胡服左衽，说不定脑袋上留一撮毛的胡人首领献媚，要他称尊号，做皇帝，跟他做起政治交易。
石勒对这个handsome的男人，一是折服他的口齿，二是欣赏他的仪态，三是他内心深处对于中原文化的景慕，才有这次坐下来交谈的可能。想不到此公如此表里不一，整个一个奸佞之徒，听到这里，不由得勃然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以上均见《晋书》）
的确，有那么一刹那间，石勒犹豫过，对这位中朝衣冠的代表人物，怎么处置，曾问过手下人：“当可活不？”然而，当他听到这位知识分子的话语，心灵之中，竟是如此漆黑一团，竟是如此卑鄙龌龊时，他觉得面前这个中原文人，尽管非常handsome，活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多余的了。
于是，呼左右挟出，关在一间土屋里。不是将他杀死，而是半夜里派士兵将四堵墙推倒，将他压死在里面，给这位“宁馨儿”保留一具完整的尸体。
这条来自北方的狼，想不到倒是一个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
“宁馨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名和实，表和里，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和内里看不见的东西，夸张虚浮哄抬起来的声名，和实实在在的学问才华，并不总是那么一致的。有这点清醒认识，无论看人，还是待己，能够一分为二，能够实事求是，也许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