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个性浅析
魏晋名士，风采各异，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作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与文化渊源来解析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
魏晋名士，风采各异，却人人无愧于风流二字。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作者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与文化渊源来解析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山水，谈玄论道；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恃才放狂，傲视古今。“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风骨俨然、气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穿越古今，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所谓谈古论今，作者文章最后的“题外”，很含蓄地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今人，也许应该从魏晋才子那里领悟，什么才是真名士，真风流。很有文化底蕴的文字，学习了！问作者好！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达。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又如：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谨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刘伶酒瘾上来，向太太讨酒喝，太太恳求他戒酒。刘伶声称，夫人所言极是，只是我嗜酒如命到了不能自我控制的地步，必须借助鬼神的力量才能戒掉。麻烦你准备酒肉，我要祭祀鬼神。太太信以为真，赶紧把酒肉端来。只见刘伶顶礼跪拜，信誓旦旦：我刘伶天生一个酒鬼，一次要饮十斗，至少五斗才能解除酒病。我的婆娘（要我戒酒）的话，你可万万不可听取。跪拜完毕迅疾把祭祀鬼神的酒肉一扫而空。真令人哭笑不得。《世说新语》还有这方面的记叙：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炉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说的是阮籍常到临近的一个小酒店喝酒。酒醉就在酒店女老板身侧酣然大睡。女老板的丈夫发现这情况十分不安，后来多次观察没有发现阮先生有什么越轨的举动，也就见怪不怪了。
魏晋名士风流如是。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时期
从历史上来看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书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最典型的莫过“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便被以莫须有的“不孝”的罪名处死，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魏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期——第一次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那是对殷周以来的礼乐制度的反动，它为秦统一中国，确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这一次思想解放是针对西汉中期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针对纲常名教、谶纬神学和僵化的两汉经学。其意义在于它崇尚自然，崇尚人本，高扬人性，促进人的觉醒，而且，“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自此，中国出现了山水诗、山水画，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成为至今也难以超越的范本。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两种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断，即艺术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艺术生产的一般发展成正比的。”
这种变革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乱频仍，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在这时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以孔融、陈琳、王桀、徐干、阮玉、应炀、刘稹以及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直面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的社会灾难，表达人民结束战乱、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风格慷慨悲凉、刚健清新。“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期间涌现许多杰出的作家，产生无数优秀的作品，各种文体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开始出现。这一切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重大的影响。
三国时期，曹操雄据中原，实行“屯田制”，恢复了生产，经济得到改善，个别地方还“仓廪皆满”。曹操的用人制度尤其值得称道，他三次发布“唯才是举”的敕令，他甚至认为“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的“不仁不孝”之徒，只要“堪为将守”，都可录用。这对长期形成的封建门阀制度、封建用人制度，乃至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一统天下，都是有力的冲击。
魏晋之际，董仲舒开创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已经式微，体现宗法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的“名教”声名狼藉，此间，何宴和王弼发起“正始玄风”，提出“名教出于自然”，从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之上。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医学上汉末张仲景的《伤寒论》、其后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数学上魏晋之际刘微注《九章算术》，等等，其科学成就，也都得到哲学概括。何晏和王弼的玄学后经裴危和东晋的郭象等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魏晋玄学对自然、生命、人性、社会、必然与偶然、天命与人力等命题，进行了哲学思辩，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魏晋名士的个性特征
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蔑视礼法、冲决纲常名教束缚、张扬个性，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他们寄情山水，谈玄论道，恃才放狂，傲视古今，是时代的叛逆，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现实的黑暗，使他们咀嚼人间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虚之学又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他们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栖息之地。山水竹林不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更是他们的审美对象和艺术创作取之不仅用之不竭的素材。“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们借助山水表达对“道”的追求和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们处处真情流露，悲天悯人，其作品中充溢着生命意识，沉郁哀伤；另一方面他们超凡脱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具有很强的个性解放色彩。“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心游太玄”，嵇康这四句诗，可看作是魏晋名士精神追求的生动写照。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卓然挺拔、风流辈出，它如同欧洲文艺复兴，却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一个世纪。这个时代出现的大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三曹”、“建安七子”和蔡琰以外，还有以嵇康和阮籍所代表的“竹林七贤”，至于在这以后，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谢赫的《画品》、钟嵘的《诗品》、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山水诗、宗炳的山水画、顾恺之陆微探张僧繇的人物画、陶渊明的田园诗、郦道元杨衔之的写景散文，等等，差不多都有划时代意义，其艺术成就和艺术见解，有的至今还有不可企及之处。
魏晋名士中许多人不但有堂堂仪表，更有超拔的精神和非凡的气度，因而有独特的魅力。如：“竹林七贤”之首“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萧萧如松风下，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书圣王羲之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不少名士都有这样的美誉。
作为知识精英，魏晋名士们的举止行为都体现了时代的风尚，一般都具有如下特点：
志趣玄远，不滞于物
阮光禄（裕）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亲，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因无人借车就干脆把车焚毁，和文章开头讲阮籍酒醉卧在有夫之妇身侧酣然大睡一样匪夷所思。然而，这正是这类人的超拔之处。他们不就事论事，不滞物拘礼，也不男欢女爱，儿女情长，而出类拔萃，旨趣玄远。这是用世俗观念和常人之理是无法解释的。
多情善感，内心痛苦
阮籍常常驾着马车任其狂奔，到了走不通的地方，便失声痛哭。
桓温率师北征，途中看见自己先前种的柳树已经长粗到十围，不禁感慨道：“树木尚且这么容易衰老，更何况人呢！”于是他攀折柳条，眼泪夺眶而出。诗人庾信以桓温悲柳为题材在《枯树赋》写道：“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阮籍母亲去世，他为母亲送葬的时候，悲痛不已，竟然大呼一声“穷矣！”口吐鲜血数升，昏倒在地多时。
支道林喜欢喂养鹤，有人送他一对鹤。他怕鹤飞了，便把鹤的翅膀剪去。鹤不能飞，却表现出阴郁懊丧的样子。 支道林看见这种状貌，感触很深，说：“这鹤有直冲云霄的雄伟姿态，怎么会愿意供人们在近处玩耍！”于是，把鹤喂养了一阵子，待它们长大了，便放它们远走高飞。……
魏晋名士都有丰富炽热的感情，悲天悯人的情怀，爱屋及乌，将心比心。他们孤寂感伤，常常以泪洗面，哽咽不止，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感觉敏锐，心胸博大，慈悲为怀。
寄情山水，谈玄论道
寄情山水就是隐居，或者喜好游山玩水，不必多解释，谈玄论道则要多说几句。魏晋名士大都熟悉老庄，并以老庄为旨归。那时候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共谈析理”——类似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组织和参与的各种哲学辩论——而“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嵇康）。《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威望。时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做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皆一座所不及。
说的是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王弼，积极参与专家学者的哲学沙龙，他以自己的智慧和雄辩为众人的叹服，竟然做了几回“老大”。看来当时的讨论是民主平等的，并不论资排辈，更不以势压人，而是看能力和水平，有本事就上
蔑视权贵，宁折不弯
魏晋名士大都有气节有情操，蔑视权贵，淡泊名利，清虚自守。最典型的莫过于嵇康。嵇康一次赤着膀子与向秀打铁，司马昭的心腹钟会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来进行所谓“访问”，其实是想与嵇康“套近乎”。嵇康头也不抬，冷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你听说什么了，急匆匆赶来？你又见着什么了，将马不停蹄赶回去？）钟会十分恼怒，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我自然是听到了一些情况才来，现在又亲自目睹了这些再回去。）钟会自取其辱，恨恨不已，拨马回头。（郑天挺主编《三国志选》中华书局第１２１页１９８６年３月北京）还是这位钟会，他附庸风雅，写了一本所谓哲学著作《四本论》，想得到嵇康的赞赏。一天他把《四本论》的手稿揣到怀里，来见嵇康。走到嵇康门口，竟然不敢敲门进去。犹豫半天，还是作罢，索性把手稿扔掉，匆匆溜走。有权有势、仗势欺人的钟会，在嵇康面前何其渺小猥琐，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跳梁小丑。当然司马昭、钟会之流是不会放过嵇康的。嵇康终于为其所害，死于非命。《世说新语》中这样写嵇慷从容赴死：
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真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作为知识分子的高标，嵇康万古垂范。
作为时代风尚，这四点是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共性，但同魏晋以前和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来说，这又是个性。当然，这也只是大致的说法，就魏晋名士中的某个一人来说，其个性又有所侧重。而且也不排除有个别知识分子没有骨气，甚至伤天害理。前者如“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后者如进谗言害死嵇康的钟会。
澄清几个问题
一是说魏晋名士不敢正视现实，回避矛盾，畏惧斗争。这很值得商榷。魏晋名士都是文人，手无寸铁，他们正道直行，同权贵和邪恶势力采取不合作态度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非要他们揭竿而起，于之拼一个鱼死网破，才显示其“彻底革命”？不错，魏晋名士多半隐居山林，有的徉装疯癫，目的是为了明哲保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自我保护意识”，这未可厚非。说魏晋名士不敢正视现实，回避矛盾，畏惧斗争云云，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受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或者说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今天不应再这样认识问题。
二是“清谈误国”。魏晋名士都是些心性极高的人，谈玄论道，“共谈析理”，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固然，他们谈论和争辩的一般不是国计民生，似乎离实际很远，但他们议论自然、人本、生命、人性、社会，他们关注的是人的当下处境和人的终极命运，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是“究天人之际”，这又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天人之际”，是哲学的根本命题，具有永恒的意义。“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魏晋名士的思想探索对中国哲学发展、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构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清谈”，而是“深谈”，不是“误国”，而是根本的长远的精神文明建设。
三是说魏晋名士以玄入诗，“理过其词，淡乎寡味”。这话出自钟嵘的《诗品》，原话是这样的：“永嘉时，贵黄老，稍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经，建安风力尽矣。”刘勰《文心雕龙》也持这种看法。这不符合实际。把诗歌当作某种理念的传播形式不可取，这是谁都懂的道理。诗自然是言情的，但并不绝对排除哲理，相反，诗如果既能以情动人，又包涵有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启迪，更是上乘之作。问题在于把这两者处理恰当并不容易。魏晋名士的诗歌作品中自然有以理入诗，淡乎寡味，写得差的，但就总体而言，并非如此。只要我们翻翻他们的诗歌作品就可以知道。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呢？我想这同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道家的态度有关。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其主导思想一直是儒学，道家思想从来都不入流。魏晋时期看起来似乎是老庄以“玄学”形式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实不然。热衷玄学，信奉玄学，以老庄的“道”为了旨归的，只是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儒家。所谓“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批评，就反映了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对老庄之学的偏见。
魏晋名士的个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不了解他们各自的经历和生活道路，如果我们没有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就无法理解他们的各种举措和许多日常行为。盲目效仿，就会贻笑众人。
最近报载一则“奇文”：广州一男子与自己“结婚”。这位中年男子抱着一张身着女装的自己的大照片，声称是自己的“新娘”，在婚宴上向来宾频频敬酒。参加宴会的居然有１００多人。对此活动，该男子声称自己并不是同性恋，只是有些自恋。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是想借此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位男子未必知道魏晋名士，谈不上刻意效仿。但他此项举措确实惊世骇俗。怎样对待这类现象呢？
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１９７２年四月十四日——中美建交前夕——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球队中一个叫科恩的青年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问题：“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对在场的美国客人语重心长地说：“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找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说完这些，周总理又把目光投向科恩，亲切的反问：“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科恩的母亲是从媒体上得到这一信息的。为了答谢周恩来总理对她儿子科恩的教诲，她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鲜红的玫瑰花送给周总理。（陈敦德《毛泽东？尼克松在１９７２》昆仑出版社第１１６—１１７页１９８９年５月北京）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应该有怎样的个性，难道不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