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灭佛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但由于佛教有其存在的土壤，所以很快得以恢复，到孝文帝迁都后，洛阳以其国都的地位，佛院寺塔居全国之冠，后几经战乱，残破严重，杨之在战乱后重游洛阳，感慨万千，痛楚之余，乃命笔成《洛阳伽蓝记》，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宝贵的文献。
四世纪末，在我国北部地区，鲜卑的一支拓跋氏逐渐崛起。道武帝拓跋天兴元年（公元388年），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开始修宫室、建宗庙，粗具国家规模。由于佛教的兴盛，境内也开始修建佛寺。《魏书，释老志》载拓跋下诏说：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迹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同时，他还遣使者给太山郎和尚送去素二十端，白毡五十领，银钵二枚。可见，他对佛教的尊敬和提倡态度。此后，佛教在北魏境内逐渐兴盛起来。
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关中发生盖吴起义，拓跋焘率大军亲征，在长安寺内发现弓失矛盾及其它非法之物，于是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后于太平真君七年下诏：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此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太武灭佛。佛教受到重大打击。拓跋焘死后，其孙立，是为文成帝。鉴于佛教对统治阶级有利的一面，文成帝于兴安元年又下修复佛法诏。诏中称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此后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锱建佛像各一。此即有名的大同云冈石窟造像的开始。
死后，其子弘立，即献文帝。拓跋弘不久传位于太子宏，此即北魏孝文帝。为了加强与汉族门阀地主的联合，促进鲜卑族的进一步汉化，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第二年诏改姓为元氏。从孝文帝迁洛开始，中经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诩、孝庄帝元子攸、前废帝广陵王元恭、后废帝安定王元郎、出帝平阳王元，到孝静立元善见立，迁都于邺为止，总计北魏都洛共40年。
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宗教狂热发展的时期，上自皇帝皇后，下至普通百姓，大都崇尚佛教。不少王公大臣还捐出自己的宅第为佛寺。史载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其子宣武帝元恪也笃好佛理，每年常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注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公元512^515年），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积有13727所，徒侣逾众。而在正光（公元520年）以后，佛寺增至3万余所，僧尼200万之多。单当时京城洛阳城内外，就有佛寺1367所，其豪华壮丽，世所罕见。《释老志》总结说，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但自孝静帝迁都于邺后，洛阳城屡经战火，千余座寺宇，大半为兵火所毁。
《洛阳伽蓝记》即以北魏京都洛阳佛寺的兴废为题，记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掌故传闻。作者杨街之，家世爵里及生卒年月均不甚详。曾任抚军司马，奉朝请等职。武定五年（公元547年），作者因行役，重游战乱后的洛阳，回忆昔日洛阳壮丽繁华的寺塔，金碧辉煌的佛像，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屐，庶士豪家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为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而今，洛阳残破，才余寺四百二十一所。
而且，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闻。两相对照，抚今思昔，作者感慨万千。于是，他捃拾旧闻，追叙故迹，成《洛阳伽蓝记》五卷。虽然本书字面上是记洛阳佛寺的盛衰兴废，但却表现了作者对国家成败得失的感慨以及对佛教危害的不满，书中揭露了北魏王公修建成百上千的寺塔，乃是侵渔百姓，不恤众庶，并认为佛法无灵，徒然浪费。僧侣假借特权，损人利己。他们靠剥削为生，贪积无厌，逃役逃税，不爱国家。且出家修道，不孝父母。尊同帝王，不拜君主。是一群于国于家无利的人。在这里，作者反佛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不但为当时统治者服务，还怕后世无传，所以，写成此书以警告后人。
尽管作者自谦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实际却是精心记述的一部体系完整的著作。他说：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
根据作者的记述，我们完全可以画一张北魏京都洛阳图，并在地图上按城门方向，城内外里坊远近，填出书中所记许多寺宇及宫殿、官署、名胜古迹的地点。这与作者记述的条理性、系统性有很大关系。
《洛阳伽蓝记》成书后，前人对其评价不多，且大都很简略。除刘知几《史通》主要从史书体例方面评论外，大都兼从文学和历史两方面来说。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其文稂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述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于史传参证。其它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理，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吴若准在《洛阳伽蓝记集证序》中说：杨街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迹之所关，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钜细毕陈，本末可观，足以补魏收（北魏史学家，著《魏书》）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覆已也。对《洛阳伽蓝记》一书的史学、文学价值都评价颇高。
《洛阳伽蓝记》一书主要记述了北魏都城洛阳40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但作者并非孤立地专记这一兴废。它还反映了当时洛阳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由繁荣到衰败的情况，以及北魏王朝在这四十年间政治、军事上的重大事件。使我们知道许多历史事实，如宣武帝以后朝廷的变乱，诸王的废立，权臣的专横，宦官的恣肆，与南朝的关系，以及文人学士的事迹，四方人物的往来，佛教在民间的影响，外国沙门的活动等。其中有些可与《魏书》、《北史》相证，以补正史之不足。如卷五所载宋云、惠僧等使西域之事，与晋《法显行传》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同为研究古代中亚地理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宝贵史料。而且，《宋云家记》、《惠生行记》、《道荣传》今已失传，赖本书保存了这份珍贵史料的梗概。
其次，作者在记载这些事实时，态度非常严谨，如卷二明悬尼寺条记阳渠石桥说桥有四柱，在道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后来到北魏孝昌三年，大雨冲毁了桥梁，柱子被埋没。但道北二柱，至今犹存。当时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都记桥为晋太康元年造。杨街之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说，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江南，指南朝），未游中土（指北魏），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造桥年代本是件小事，但他认为也不应穿凿附会，赌误后学，可见其态度之严肃。
同卷建阳里东绥民里条借当时隐士赵逸的话说：自永嘉以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符生（前奏国王，为符坚所杀）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同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符坚自是贤主，贼君（指杀符生）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这里对永嘉以来二百多年的史官、史书进行了揭露。的确，史家要据实直书，但要真正做到实录又谈何容易。而《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街之严肃认真的态度使这部书更具历史价值。作者曾任秘书监之职，熟悉政府档案，留心当代艺文，又重视民间口碑和历史遗迹，所以使这部书史料丰富，组织严密。
《洛阳伽蓝记》不仅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文学价值很高，作者以佛教寺塔为中心，重点突出，且多用注释和追溯手法，非游记而似游记。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部书作为整个的一篇游记来读。因为每一寺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有的寺还有与之相关的神话或异闻，所以每一部分都可以一则一则独立地来看。甚至可1以说，本书是由许多短篇小说构成。作为魏晋以来《搜神记》、《志怪》、《世说新语》一类小说的延续，它继承了这类小说的特质。同时，它也是这类小说发展到唐宋传奇小说的中间环节。
如果不读《洛阳伽蓝记》，很难了解中国小说史何以会从魏晋神怪小说到唐宋传奇的发展。如本书卷二崇真寺条，记惠凝死后复活一则：崇真寺和尚惠凝死后十七日复活，经阎王捡阅，以错名重新放免。惠凝叙说死去以后，有五个和尚同时被阎王查阅。有一和尚是宝明寺智圣，因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和尚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涅磐亦升天堂，有一和尚称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愣觉华严》，领众千人。阎王说：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和尚）中第一忿行，今唯试坐禅诵经。晏谟最说：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谙诵。阎王下令交付有司处理，立刻有穿青衣者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乎不是好去处。
有一和尚称是禅林寺遒弘，自称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象十驱。阎王说：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象，正欲得人财物。既得它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有司，与昙谟最进了同一黑门。有一和尚，说是灵觉寺宝明，自称：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王听后说道：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有司，青衣送入黑门。太后听说后，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立刻造访宝明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等问及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确有其人。后惠凝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而此后，京都和尚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这是一则关于佛教神话的小说，这反映了北朝佛教重禅诵苦行，而不好讲经说理的事实。又本书卷三菩提寺条记崔涵之事：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沙门（此指和尚）达多发冢取砖，得一人以进。时太后与明帝在华林都堂，以为妖异。谓黄门侍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否？纥曰：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后令纥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供，博陵安平人也。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今满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也。时复游行，或遇饭食，如似梦中，不甚辨了。
后即遣门下录事（官名）张秀携诣阜财里访涵父母，果得崔畅，其妻魏氏。携问畅曰：卿有儿死否？畅曰：有息子（少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携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在华林园中。主人故遣我来相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秀携还，具以实陈闻。
后遣携送涵回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在门前点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桃枝，传说可以避邪。），谓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乎速去，可得无殃丨涵遂去，游于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依视。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属。常走于逵路，遇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以上两例都属神怪一类性质的小说。作者写来，有凭有据，好似确有其事。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
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城妄之别矣。这段话也可用来解释象杨之这样对史料严肃之人，何以会记载这么多鬼怪之事。此外，作者还记述了许多风俗习惯、艺文趣事，既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读来也饶有风味。如卷三报德寺条记南朝王肃投魏之后的事：’
王肃初到北魏，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平时吃饭常喝鲫鱼奠，渴时喝茶。洛阳士子说王肃一饮一斗，故称之为漏尼。几年以后，王肃与孝文帝共餐，食羊肉酪粥甚多。孝文帝很奇怪，对他说：卿中〔指中原，此指汉人）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王肃回答说：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指茶）不中，与酪作奴。孝文帝大笑，因举酒说：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锺。御史中丞李彪说：沽酒老妪注酒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说：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绝在虚空。彭城王元勰说：臣始解此字是4习’字。于是，孝文帝即以金锺赐李彪。朝廷服彪聪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后来彭城王对王肃说：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王肃回答：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又说：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人们又称茗饮（指茶）为酪奴。
在南北朝时，由于南北分立，南人称北人为胡或索虏，北人称南人为夷或岛夷。这则故事反映了当时的这种地域或种族偏见。王肃的回答自有谄媚的一面，醉心汉化的孝文帝以为习惯使然，故他特设一习字谜（习古为）为酒令，使群臣自猜。暗示他们不要反对汉化。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另卷四法云寺条，有王子坊一节记元琛等人之奢侈写道：元琛在秦州，多无政绩，他遣使至波斯，求得千里马号追风赤骥，日行七百里者十余匹。皆以银为槽，以金为锁环。故诸王服其豪富。他公开对人说：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卵雕新。
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又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时章武王元融见元琛的豪富气派，气得大病一场，还家卧三日不起。故事写的形象生动，入木三分。同卷还记胡太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元）融与陈留侯李崇负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嘲笑了二人的贪得无厌。
又法云寺中写一位善吹军歌的音乐家田僧超，追随征西将军崔延伯作战，每次临阵僧超为《壮士声》，甲胄之士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后来，敌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恸。不久，延伯为流矢所中，卒于军中。于是，五万之师，一时溃败。田僧超的笳声，能使军兵鼓足勇气，使主将如入无人之境。而僧超一旦被射杀，则主将死，全军溃。极尽艺术夸张之能事。
总之，《洛阳伽蓝记》文史并重，不仅谈神说怪，猎奇拾遗，而且叙述婉转有致，文辞清新秀丽，富于小说趣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小说从魏晋，中经南北朝，到唐宋的历史演变过程。
有目前流行的各种版本中，以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为较好的版本，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