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商代已有多种乐器。根据对少数商代乐器的测音，初步探知商代已有若干音阶或调式，并具有一定谐和观念及音律观念。这些事实，也都足以表明商代音乐发展的高度。
商代的打击乐器有鼓、磬、钟、铃等。
鼓：1935年在河南安阳西北岗1217号商代大墓的西墓道中发现有木腔蟒皮鼓的遗痕。其具体形制如何，因迄今未见有关的详细记录或报告，所以无从得知。
《泉屋清赏》著录一双乌饕餮纹四足铜鼓，考古学家多认为是殷器。鼓的两面饰以蟒皮纹，皮缘饰以三列钉纹，这表明这是木鼓的仿制。鼓字甲骨文作或，像鼓上的装饰，、像鼓的正面，像鼓足，与此器酷似。
至于商代鼓的形制是否仅此一种，因限于资料，无从得知。
磬：出土的商磬都是石（玉）制的。它可分为特磬与编磬两种。
特磬是单独一枚的大磬。据目前所知，以1950年春季在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出土的虎纹特磬最为完整精美。该磬用大理石做成，整体饰以虎纹，长84，高42，厚2。5厘米，磬体上侧方钻有一个悬孔，悬孔上侧有显著的磨损痕迹。由悬孔上侧的磨损情况看来，它是一件久被使用的乐器。它的发音，据前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初步测定如谱二所示，稍高于#c1，振动数为280。7。其音色类乎铜声，颇浑厚。又《中片羽二集》卷下著录一枚鱼形特磬，也很精美。磬作鱼形，整体饰以鱼纹，悬孔也有磨损痕迹。
商代编磬多是三枚一组。1935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商代大墓的南墓道与墓室相接连处出土玉制编磬一组，计三枚，惜原物为蒋匪帮劫走，无从考究。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组商代编磬，计三枚，磬各有铭：永、永余、夭余。此器原为于省吾所藏，承他见告，说是安阳殷墟一坑出土的。此三磬的铭文，目前还得不到确切而完满解释。
关于它们的发音，据前民族音乐研究所初步测定，约如谱三所示。
据此可知，它们当是按照一定的音阶或调式组成的。如果视为bB音阶，则为do？re？fa调式；如果视为bE音阶，则为sol？la？do调式；如果视为bA音阶，则为re？mi？sol调式；如果视为bD音阶，则为la？si？re调式。
在音乐发展的早期阶段，其音阶调式并不如后代所具音数之多。这种现象，即使在今天文化发展较迟的民族中还能看到；例如现在我国贵州苗族就有以sol？la或sol？do？mi二、三音所组成的歌曲。① 因之，商代编磬之为旋律乐器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磬的形制，就今日所见，一般略呈不等边三角形，实例如上举的虎纹特磬及带铭编磬。值得注意的是，永余磬的形制和周代十分接近，足见周磬形制实体自商殷。商磬形制也有特殊的如上举之鱼形特磬，但不多见。
钟： 一般多称商钟为铙或铎，我以为不如称之为镛或钟比较合宜。
商钟在考古学上的发现多是编钟，常是大小三枚为一组。其形制以短体、曲于（钟口）、短甬（钟柄）而无穿孔或环、干（甬上环状突起物）的为最常见，有穿孔的、有环的、平于而长甬有干的和长体平于的则较为少见。综观商钟周钟，这些有穿孔及环、干的钟当属于过渡形态。编钟的甬多是中空而与内腔相通。钟体上或饰以弦纹，或饰以凸起的方格纹，但最常见的是饰以于上甬下为顺的兽面（饕餮）纹。有些还带有表明器主名号的铭文。
关于商代编钟的演奏方法，据我们推测，无穿孔或环、干的当是执鸣（用手拿着来演奏）或植鸣（把钟安放在座上来演奏），有穿孔或环、干的当可悬鸣（把钟挂起来演奏），其中长甬有干的或亦可植鸣。
商代编钟和商代编磬同样，也是按照一定的音阶调式组成的旋律乐器。前民族音乐研究所曾对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及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出土的两组商代编钟进行过初步测音，其结果如下所示：
据此可知，故宫博物院所藏一组的发音约当一个小三和弦的第一转位，如果把f2视为#e2的话。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出土的一组的前两枚的发音和前一组同样，也是一个大三度；其最小的一枚，因已破裂，无法测定，但若根据前一组编钟和下述殷埙的测音结果来推测，它可能是#a2上的小三度音或纯四度音。
镛：商代还有一种大钟，一般认为是商代后期的乐器。器体很重，有些重达80公斤上下，这种大钟，因为都不是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而获得的，所以目前还不能断定它是不是特钟。陈梦家暂名之为镛，① 我认为这当是可取的说法。
解放前湖南宁乡曾发现过商镛，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因为，这一事实表明，商代音乐文化的影响范围并非仅限于中原地区。
商镛的形制和商代编钟大体相同，也是甬上无干或有干，不过干是平的。镛体上多饰以繁复的或变形的兽面纹，有的还在边缘上饰以象、虎、鱼等花纹，而这些花纹也都是以干上甬下为顺的。就目前所知，还未发现过带铭的。
关于镛的演奏方法，根据其器体很重这一点看来，当不便于执鸣，很可能是植鸣或悬鸣。
商代钟镛和周代同样，也是用陶范铸成的。其成分，根据部分化验结果所示，铜与锡之比约为6 ：1。 这和《考工记》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剂）的说法基本一致，可见后世铸造钟镛的技术也是本自商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