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二十岁从军，三十九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始终战斗在抗金最前线，念念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以至金人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爱兵如子弟，爱民如父母，不蓄姬妾，不营私财，每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则天下太平。其廉洁正派在古代官场中极为罕见。一代抗金名将未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却死在自己所捍卫的朝廷之手，其强烈的悲剧色彩，千百年来一直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令后世之人对他生出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敬仰。莫须有，语出秦桧之口。《宋史？岳飞传》记载：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有人认为莫须有的意思是或许有。秦桧以此模棱糊弄之词打发韩世忠，韩氏自然不满、不服。《辞源》亦作此解。温州瑞安一带的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唐宋遗留的古汉语发音，莫须为其一例，意思是估摸着有。
清人俞正燮的《癸巳存稿》以为：莫须有应断为莫，须有。莫表示秦桧迟疑，须有就是必须有。更有人（如徐乾学、毕沅等）认为莫须有是必须有的误写。但莫须有一词在宋人文献中并不少见，如此臆断古文，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著《岳飞传》，虽未直接解释莫须有，但也强调秦桧的态度蛮不讲理。王曾瑜先生在校注岳珂《鄂国金佗B编》时博极史料，精加考究，谓莫须有乃宋代常用语汇，意即岂不须有，相当于难道没有吗难道不是确凿无疑的吗。据此，秦桧强词夺理、蛮横嚣张的形象跃然纸上。近来又有人指出，南宋时的官话是江淮方言，江淮话里的莫须有（念嘛需有）就是不需有的意思。秦桧的潜台词是：这件事皇帝老子已经定了，不需要什么理由，案情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都无所谓。总之，莫须有不是罪名本身，而是形容罪名的荒谬不实以及罗织罪名的方式阴险毒辣、卑鄙无耻，并进一步演化成冤狱和冤案的代名词。
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政权的，其行径与郭威篡夺后汉江山如出一辙。为了根除唐末以来武人专横、篡窃成风的局面，宋太祖确立了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此后，防范武将尾大不掉一直是宋朝历代皇帝恪守不渝的祖宗家法。南宋初年，面对金人的攻势，为了维系朝廷的生存，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通过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宋金对峙的格局逐步形成。绍兴十年（1140 年），宋军在与金军主力较量中取得几次大捷，更表明宋金军事力量的对比，初步实现了强弱易位。但此时宋高宗念兹在兹的不是复仇雪耻，而是害怕武将势力的强大。在此形势下，宋高宗重用秦桧，一方面加快屈己求和的步伐，另一方面加紧策划削夺前方大将的兵权。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岳飞在南宋中兴四将里出身最低，资历最浅，但功劳最大，崛起最快。他不但力主抗战、恢复中原，而且在他的调教下，岳家军成为金人最忌惮的劲敌。金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于是，岳飞成了金朝和南宋当权者共同的眼中钉、肉中刺。同时，岳飞自身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某些疏漏也加深了宋高宗等人对他的忌恨，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朱熹说他恃才而不自晦，刚强固执，不知韬晦;《宋史》说他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当时将领几乎人人皆贪，岳飞却洁身自好，凡有颁犒，均给军吏，秋毫不私，还训令部属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并一再声称：敌未灭，何以家为？昔日范增说刘邦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岳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皇帝最忌讳文武勾结，岳飞却留意笔翰，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一副儒将派头，岂非沽名钓誉？
岳飞原是张俊部曲，早年张帅对他有举荐之恩，但岳飞却一直鄙薄张俊的人品。官阶相等后，岳飞见面只是拱手而已，并不尊他为老长官。在讲究资历出身、强调知恩图报的军界，岳飞的行为无异于离经叛道。张俊为泄私愤，最终与赵构、秦桧沆瀣一气，加入到阴谋陷害岳飞的行列。绍兴七年（1137 年），宋高宗本已慨允岳飞指挥原属刘光世的淮西军，随后又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抛开部队，上庐山为亡母守孝。高宗对岳飞撂挑子极为震怒，但因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也对他发出了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的警告。次年，岳飞又以防区过大为由，要求扩编，宋高宗答以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并再次告诫他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
绍兴十一年（1141 年）正月，金兀术入侵淮西，企图以战迫和。南宋派张俊、杨沂中、刘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岳飞尚未赶到，宋军已在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军。张俊想独吞柘皋之战的功劳，打发刘还军，岂料金军又在撤退途中攻陷濠州（今安徽凤阳临淮镇），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沂中军。岳飞闻讯驰援，金军已经安然渡淮北上。岳飞两次增援都慢了半拍，理由是他本人感冒、军队乏粮。岳家军素以战备不懈、行军神速著称，这样的理由岂能令人信服。史书说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壮心已阑，且轧于和议，辞以乏粮。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看起来，岳飞对高宗屡次阻挠他北伐已经伤心透了。最要命的是，岳飞竟然不知避讳，对皇位继承问题妄发议论。绍兴七年（1137 年）秋，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赵暌言诎四昵熬悸而死，他自己也在扬州溃退时受惊，造成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岳飞的立储建议既触痛宋高宗的难言之隐，又触犯了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祖宗家法。赵构当即警告他：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以上种种，使岳飞终于难逃一死。
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秦桧先用明升官爵、暗夺兵权的方法，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把他们原先统率的淮东、淮西和京湖三宣抚司军队都划归三省、枢密院统一指挥调动。三大将中，张俊已与高宗、秦桧同流合污;韩世忠本来也是被构陷的目标，但他看清了朝中的凶险，及时向宋高宗表明心迹，并从此醉心佛、老，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奴，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高宗念他过去勤王救驾有功，终于保全了他。这样，目标就瞄准了岳飞，给岳飞罗织的罪名是违抗军令、指斥乘舆、密谋造反。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赵构亲自下旨，将岳飞赐死于临安大理寺（杭州小车桥北）狱中，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斩于临安闹市（杭州众安桥）。
谁是害死岳飞的真凶？这本来不成为一个问题，但由于古人为尊者讳的传统和今人构思过度的缘故，此事一直难成定论。其实，杀岳飞者，秦桧和宋高宗是也。朱熹说：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秦桧因力主和议获得宋高宗的信任，也极力要通过促成和议来巩固权位，主战的岳飞自然是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宋高宗在靖康之难时曾在金营充当人质，早早就落下了恐金的病根。当金人一心要殄灭他的小朝廷时，他不得不任用武将，与金对抗。等到形势有所好转，他就急于跟金人和谈，只要承认他儿皇帝的地位，怎样屈辱的条件都可以接受，所谓恢复中原，迎回二帝，只不过是他驱使南宋军民为他效力的空洞口号。
同时，高宗虽然怯懦，但并不愚蠢。一旦议和成为可能，他的注意力便立刻转到整顿内部，巩固皇权。祖宗的圣训，言犹在耳;武将的跋扈，他也是亲身领教过的（如苗刘兵变）。为了削夺武将兵权，铲除一切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他不惜杀害岳飞，自毁长城。宋理宗时，徐集孙有《岳鄂王墓》诗，内中有云：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就连金朝人也说：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直到秦桧死时，宋高宗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文武臣僚说：对金媾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趁秦桧之死而对此事再提异议，动摇既定国策。王夫之曾一语道破宋高宗和秦桧之间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的关系：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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