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确实流放过很多文人，这些人中，有的是大家喜欢的大文豪，有的是大家熟悉的大清官，有的是公认的朝廷栋梁，有的是后世咒骂的奸贼。无论好人、坏人、忠奸、正邪，宋朝许多文人都被流放过，而且流放中的故事很多，下面先选择几个名人，来说说他们流放的原因和经历。
1、状元胡旦，参与废太子阴谋，未处死，遭流放。胡旦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戊寅科状元，非常受宋太宗赏识，历任将作监丞、左拾遗、值史馆、知制诰等职。宋太宗去世前后，他与参知政事李昌龄、太监王继恩勾结，阴谋废除太子赵恒，结果发觉被捕，赵恒继位后，是为宋真宗，没有刀光剑影地杀戮那些参与废除自己阴谋的文人，比如对于王旦，先贬为安远军（今湖北安陆）行军司马，后给予削籍，流放到浔州（今广西桂平）了事。而且，数年后，还起用胡旦为员外郎。
2、黄庭坚因文字被流放。宋徽宗继位后，黄庭坚出任监鄂州税、舒州知州、太平州知州等。因黄庭坚因与当时的宰相有矛盾，被宰相示意转运判官陈举弹劾，陈举呈上黄庭坚的《荆南承天院记》，弹劾他庆幸于灾祸，对朝廷不敬，他被以幸灾谤国之罪，流放宜州（今广西宜州市）管制。到宜州后，他居于戍楼，破败不堪，风雨无遮，市声纷扰，但黄庭坚不以为忧，读书作文，自得其乐。他甚至将这破败的住处取了个极度雅致的名字：“喧寂斋”。
3、奸臣蔡京也被流放。蔡京一生，在仕途摸爬滚打五十多年，历经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五登相位，然而，这样一位奸臣，后来也遭到了流放。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南侵，宋徽宗传位于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继位于危难时刻，大敌当前，首先当然要稳定人心，但稳定人心必须处理把国家糟蹋成今天这个模样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宋徽宗才是罪魁祸首，但不可能将帐算到皇帝头上，因此，蔡京成了众矢之的。1126年，宋钦守先将蔡京贬为秘书监，再流放衡州，又流放韶州，儋州，最后流放到茫茫海外了，然而，蔡京作为文臣，罪名如此之大，宋钦宗也没有将他处死。
那么多文臣流放，但无论犯多大的罪，哪怕像胡旦一样的谋逆之罪，宋朝皇帝也只将他们流放，并不开杀戒。至于原因，是因为宋太祖曾立一块不杀士大夫的誓碑，誓言不杀士大夫。962年，宋太祖秘密安排人刻了一块碑，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取名“誓碑”。
他规定，每有新皇登基，都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引领，新皇帝进去，焚香，跪拜，默读“誓碑”，然后离开，直到下一代皇帝再来例行手续。碑文大意：一是要善待后周皇帝柴氏家族；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违背此誓的，天打雷劈。有此誓言，宋朝不杀士成为了祖训，后世皇帝不敢破戒。
西谚云：我可能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中国，如果让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最高统治者按照这样的原则捍卫人们的言论自由，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做的最好，这就是由赵匡胤创立的赵宋王朝。虽然，赵宋王朝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并非没有文字狱的恶政，但是，到目前为止，宋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杀士人较少的一朝、文字狱较少的一朝。
宋朝之所以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主要原因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密刻了一块誓碑。在这块誓碑中，赵匡胤明确规定后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这块誓碑传说，首见于叶梦得的《避暑录话》。叶梦得是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几朝的官员，他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他在《避暑录话》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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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祖受命之三年（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日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即宦官）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
叶梦得记述的意思非常清楚，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刻了一块誓约石碑，每当有新皇帝继位，朝拜完太庙之后，必须打开封闭的夹室默诵誓词，除了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也正因为如此，只有历任皇帝才知道誓约内容。
直到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金兵攻占了开封，为了搜罗战败赔款，曾打开皇宫的所有宫门，将太庙和宫廷的祭祀礼器席卷而去，人们才看到此碑。这块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宽容优待，这块誓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第一，因为是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诅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像宋太祖这样器识玄远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于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作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的誓言承诺，如果不是唯一，也是非常少有的。
本来，宋太祖已经当上了大宋王朝的皇帝，一言九鼎，口含天宪，完全拥有整个王朝的专政机器，对付几个文人的喋喋不休还不是小菜一碟。要知道，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御用“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用，用不着时丢掉的“抹布”。然而，宋太祖竟然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写了这样一行字：士人不可杀。这可是空前绝后的。不但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就是酷爱读书写诗的魏武帝也做不到，甚至连有着宽广纳谏胸怀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即便是号称中国人民大救星的毛主席恐怕也做得好不到哪儿去。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赵匡胤却能作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的誓言承诺，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赵匡胤总结了唐末至五代二百年间战乱频仍的历史经验以后，所作出的英明决策，也是其高瞻远瞩之所在。
赵匡胤靠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就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这块誓碑的内容，尽管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职守，创造出了一种难得的宽松氛围和良好环境。
元丰年间，宋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蔡确和章惇也是以“祖宗以来”四字逼皇帝让步。当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挺没面子，要杀这个失职的转运使，一以卸责，二以泄火，三以树威。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拒绝执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来，神宗说，不杀可以，“使刺配远恶州郡”。时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的章惇，坚称不可，“如此，即不若杀之。”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黥面对士人来说，胜于刑戮。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居然像吃了枪药似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汉、唐听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听不到。
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的宝贵，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故而他在《宋论》中曾经这样大发感慨：“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宋之初兴，岂有自贵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贱者感其护惜之情乎？”
当然了，宋朝皇帝里边有一个皇帝杀了上书言事者，这就是宋高宗，他杀了陈东、欧阳澈。不过，这不能算是违背宋太祖的誓约，因为按照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知道誓约内容，而宋高宗即位时开封已经被攻破，他不能拜谒太庙，杀这两人时自然不知道誓约内容。得知他即位的消息，其父徽宗才让南归的曹勋传达誓约内容，“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结果高宗非常后悔，很快就给两人平了反，并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高宗的这番转变是非常突然的，杀一两个上书言事者用得着这样悔过吗？其中的根本原因很可能就与太祖的誓约有关。
纵观历史，宋朝皇帝不杀士大夫文人的行为是很了不起的，在宋朝，文人士大夫的言论自由可以说绝无仅有，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宋太祖的誓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宋太祖的誓约不仅是古代最开明的国策，而且在宋朝三百年间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而作为历史老人的回报，则是让宋朝成了中国文明的巅峰。
不说别的，仅就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来说，除造纸外，其余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这些宋朝人智慧的结晶，一直到今天，仍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而就我们须臾离不了的书本、报纸、文件、宣传品，乃至于网络上所使用的印刷体方块字而言，更是被称为“宋体”，这个“宋”，就是宋朝的“宋”。所以说，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秦汉唐，已经相去甚远，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宋朝却是最为接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