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盛世统治者重农，措施极详，且又重视至极，但不抑商，他们并不以抑商这一中原历代王朝传统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抑商不是元王朝的经济国策。对此，古代史书明确记录。著名元史专家李干先生言： 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 另一元史专家邱树森先生说： 元朝时，国内和国外贸易是很发达的。 两位先生之语并非妄言。生活于元代的许多文人吟诗作赋，描绘其时商业之盛，有的已成为传世佳作。这些诗赋虽为文学作品，但与其时实际商业经济生活紧密相联，并以此为基础而创作。前引《大都赋》把元时大都商业繁盛景观淋漓尽致地录于笔下就是一个例证。其时大都商业完全像一些史家所云： 憧憧十一门，车马如烟云，大都商业，可以说是全国商业繁荣情况的一个缩影。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除对大都商业发展状况有大量记载外，对全国其他地区商业发展状况作了记述，可以说元时全国商业的盛景尽收其笔下。前述元朝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其时商业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元朝商业有全方位的发展，与元朝盛世帝王统一南北东西、雄视八表、结束长期纷乱的割据战争，使农业、牧业、手工业在大范围和平环境中恢复稳定、发展迈进有重要联系。当然，也是在前代工商业、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时、欧、亚、非诸国诸民族商人接踵来华，在元朝各著名工商业大都会中珍奇汇萃、商贾云集。其时，中国南北东西都形成了商业发达区。在元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为数众多、遍及城乡的中小商人功不可没。他们开店坐肆、跋涉贩运。他们的足迹留于大江南北之区、边疆偏僻之域、沿海港口岛屿。应该说，他们是元朝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元代商业交通网络的发达、商业市场的增多、中小商业经营者的增多，使其时人们的商业意识较前代更为浓厚。戏曲创作在元代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元曲在祖国文学史册中与唐诗、宋词并列。而在元曲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其时商业生活的反映。其中有些著名传世曲作，不仅题目明确反映商业、货币问题，而且内容情节的编排也通篇体现商业生活。可见，元时曲作家中也有一些人开始有了较浓厚的商业意识。元曲作家中都具有如此浓厚的商业意识，那么一般中小商人和与商业经常发生关系的百姓们更是可想而知。
元代的商业，首先应该涉及商品生产。元代商品生产有显著的发展。
并且这种发展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的商业政策具体内容相联系。关于元时统治者的商业政策，据《元史·食货志》、《元典章》及其他众多史籍加以概括，主要有以下数种：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
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众多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开始商品化。在元代，有不少土地所有者不是把土地用于封建剥削，而是利用土地进行商业性的土地经营，开展商品生产。于是大量的棉、麻、丝、茶、糖、粮食等产品被投入市场。就粮食市场而言，不仅在发达的内地，而且在偏远的漠北草原城市和林等地也出现了粮食市场。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某些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出现，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其时，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依赖商品粮食的供给。
江浙两淮地区，仓箱累万千 ， 岁计仍余羡，牙商许贸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围田》）。经过商贾将米粮贩运至缺粮地区，稻米和面粉都有出售。北方粮食供应依靠南方，每年由大运河或海道转运粮食，其中除潜粮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商品粮。据史籍记载人烟已达百万的大都城市民，其食粮依靠粮食市场。据这一些文献记载，输入市场的粮食多寡与市场粮价波动紧密相联。
《通制条格》卷二七《拘滞车船》说 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 ，这正反映了上述情况。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南宋无此事。汉唐、辽金、北宋条件不具（无元时那样规模的海运线），虽有需要也达不到大的规模。而元朝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上都、和林等北方边疆大城的居民食粮，除了依靠本地屯田区所产解决一部分外，还要靠南方商品粮的输入来补充解决。在元代粮食市场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左右市场的大米商。他们垄断粮市价格，势力之大，取利之丰，虽前代范蠡、白圭、子贡、刁间等不及。如《鄞县志》卷三一《人物传》言，有一个大米商 使人贾泉州，得米盈巨舰，米商随而至者六十余艘，价腾踊，故损其值，群商恨之.一个大米商能垄断整个米市，并任意规定米价，足见其时粮食市场竞争之激烈。
元时曾负责海运南粮工作的要官朱，是江南首富，《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他们朱、张两家门庭盛时 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他们既然是经营粮运起家的暴发户，其众多的私仓中应多储粮之仓。而这些屯积之粮，正是他们垄断粮食市场价格取利的重要条件。应该说朱、张二人是元季最大的垄断粮市价格的大米商。一般的中小米商在粮食市场上是竞争不过他们的。在元代，粮食转化为商品，并不仅只有直接投入市场转售一途，它还通过酿酒业实现。从历史记载看，其时商品粮除供给城市居民直接消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酿酒，进而使之转化为饮料类型商品。
元朝统治者太祖成吉思汗向来反对饮酒，主张少饮酒，甚至主张不许饮酒，认为饮酒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其子孙中的帝王人物多数人反对酿酒，从元各帝王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断出现的禁酒令、禁酿酒令。但仍未能转变元时盛行的各族官民饮酒风气。依据古代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族）饮食风俗学史料，其时蒙古人饮酒的种类首重马奶酒，葡萄酒次之，用粮食酿造的酒又次之。前两者的原料为奶和水果，与粮食无关。据此估测，元时由粮食转化而来的酒类商品主要在汉族地区消费。汉人集中的中原地区地域广阔、人烟稠密，粮食酒的需求量大。这一情况使元时相当一部分粮食以酿酒的渠道变成了商品。小说《水浒传》言景阳冈下酒店中出售好酒，一般消费者喝的数近三大碗，至于武松那样身强力壮的豪饮之客一次就饮十几大碗。元距宋年代不远。《水浒》虽为文学作品，却于此透露了宋元之季汉族百姓的一般和特殊酒量的信息，量大已无疑。
由此又可知元代中原粮食由酿酒之途转化为商品的量实在是惊人的。宋元之际的人入餐馆饮酒最喜欢以牛肉为下酒菜，每次食用之量往往以数斤论。而中原有上等肉质的菜中多以粮食喂养中原宋元时代餐馆牛肉销售之量又如此之巨，由此还可知其时粮食从餐馆用菜牛肉的形式转化为商品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从众多的正史与野史的资料看，酿酒业于元代已变成了规模超越前代的独立手工业。以至专记成吉思汗 黄金家族 事迹的帝王活动实录文稿都一再记录与此业相关联的事情。据元代汉族文人个人文集记载，元大都汗八里城， 列肆数百，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 （《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