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
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
宗教：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相比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直到元亡前夕，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 独尊 的地位。
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类似情况。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 蒙古新字 ，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并不鲜见的事例。而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史料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的对话情况说： 先生每有奏对，则上自择善译者，然后见之。或译者言不逮意，上已领悟；或语意不伦，上亦觉其非而正之。 可见忽必烈虽有一定程度的汉语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脱离翻译。作为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政治体制：元朝的政治体制呈现出鲜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谓 既行汉法，又存国俗 。史学家孟森说： 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 于长治久安之法度，了无措意之处。 所谓 无制度 ，不能理解为没有制度，而应当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与汉族王朝传统的典章制度差距较大，或者名同实异。元朝制度的二元性与辽代南北面官并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现为 蒙汉杂糅 .北魏、金、清诸朝制度都有类似性质，但不如元朝明显。
一般而言，作为进入汉地的北方民族政权，其统治者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比较强的民族意识。这种自身民族意识可能会引发文化冲突，如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清朝的强制剃发和文字狱，都酿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并以统治者一方获胜告终。然而在个别问题上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与文化差异的大小成正比。相反，这种个别冲突愈激烈，可能说明统治者虚弱自卑、对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严重。元朝的情况则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宽容颇为当代史学家所羡称，而同时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许因此而早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后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传统，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孟森.明清史讲义[M].中华书局,1981(上册):29.
[2]许凡.元代吏制研究[M].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137-139.
[3]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Z].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6):
58-60.
[4]韩儒林主编.元朝史[M].人民出版社,1986:265-268.
[5]周良霄,顾菊英合著.元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22-324.
作者简介：周楠（1980―），男，辽宁沈阳人，中级教师，现供职于承德市第八中学，主要研究方向：高中历史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