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带领蒙古铁骑，将战火燃遍了亚欧大陆。他的孙子忽必烈创建的大元王朝，则是中国历代王朝中领土最大的王朝。明代学者宋濂之在其《元史・志第十・地理一》中，对元王朝的疆域有一个论述。宋濂之说：中国历史上自改封建制为郡县制以来，占有天下者，以汉、隋、唐、宋诸朝为盛，但以占有的领土大小来论，这些王朝都比不上元朝。汉朝受限于北方的狄，隋朝不能让东夷臣服，唐王朝经常担心西边戎的侵扰，宋朝受困于北方的边患。但元朝就不一样，他们起于北方大漠，吞并了西域，平了西夏，灭了女真，让高丽臣服，平定南诏，再占有江南，于是天下归一。它的领土北边超过了阴山，西边直达沙漠，东边占尽辽左，南方一直到达海边。也就是说，元王朝的疆域北至阴山以北，东北直到今天的库页岛，西边越过了中亚，南方则包括了台湾诸岛。而帮助建立了这个庞大的帝国，既为这个帝国取国号为“元”，又为这个帝国设计了一整套法制、典章、礼仪等制度，同时还为元帝国设计建立了京城大都――即今天北京的一代名臣，却是一个汉族杰出的知识分子，他就是出家后又奉命还俗的刘秉忠。
刘秉忠，字仲晦，1216年出生于邢州（今河北邢台）一个官宦人家。其祖上是瑞州（在今葫芦岛市）人氏，在辽为官。曾祖父仕金，当过邢州节度副使，并在邢州安家。他的父亲刘润也是个当官的，当过都统和钜鹿、内丘两县提领。刘秉忠小时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很聪明。他8岁入学，“日诵数百页”，这样大的阅读量，可能是现在大多数同龄孩子都无法承受的。17岁时，当了个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令史这个官很小，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科员吧，而且是从事文字工作的科员。现在有一种说法：“当农民怕挖煤炭，当干部怕做文案。”七百多年前的刘秉忠也不安心于令史这份做文案的工作，整天郁郁寡欢。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将笔一丢，叹道：我家世代为官，我怎么就没出息到来当个刀笔吏呢？大丈夫不能立身于世，不如干脆去隐居起来寻求自己的志向吧！他说到做到，真跑到武安山隐居起来了。后来，有个叫虚照的大和尚派了个徒弟去把他叫来，让他出家当了和尚。刘秉忠原名刘侃，当和尚后取法名子聪。虚照大和尚因他识文断字，就叫他在寺中当了个掌书记，还是要做文案工作。当了和尚后，刘秉忠出游云中，就留在云中南堂寺。
元世祖忽必烈未当皇帝时，召海云禅师。这位海云禅师乃佛教临济宗的领袖，声望很高。海云禅师路过云中时，听说刘秉忠博学多才，便邀他一道去见忽必烈。刘秉忠不是那种志大才疏之人，他是于书无所不读，尤其精于《易》和北宋人邵雍所著《皇极经世书》，这是一本运用易理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历史变迁的著作。至于天文、地理、律历、遁甲等等，无不精通。他虽隐居山中，却留心时事，因此，和忽必烈谈论起天下事来，了如指掌。刘秉忠以自己的博学，获得了忽必烈的敬重和喜爱，海云禅师南还，刘秉忠就留在了忽必烈身边。
刘秉忠跟随忽必烈后，忽必烈虽然还未当上皇帝，但刘秉忠给忽必烈多次上书，从各个方面为未来的大元帝国设计了建设蓝图。
首先是典章法度。刘秉忠建议忽必烈效仿周公，他说：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从尧、舜时起就有了，夏禹、商汤、周武三王沿袭，而春秋五霸却予以毁坏。汉兴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遵遁这些法度的，有汉文帝、汉景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和唐玄宗。相比之下，这五位君主中，唐玄宗多少有些毛病。治乱之道，主要是靠人。成吉思汗大帝起于大漠而降服了诸国，不几年工夫取得了天下，他将这个天下传给子孙，就是希望子孙永继。我听说“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他考虑天下大事，夜以继日，周能享有天下八百余年，正是周公的功劳。您是当今君主的弟弟，应当效仿周公行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您不要失去。在这里，刘秉忠深刻地指出了可以靠武力取得天下，却不可以靠武力来治理天下的道理，为未来的大元帝国的典章法度建设打下了基础。
次是用人。刘秉忠认为，朝廷上百官之中莫大于宰相，因为宰相要统领百官，教化万民;朝廷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大将，因为他们统帅三军，安抚四域。选择好相和帅，内外相济，这是国家当务之急，应先进行。刘秉忠又建议道：天下太大了，不是一个人能顾及的，事情太多太细了，也不是一个人能分得清的，所以应当选择开国功臣的子孙，让他们担任各级官吏，并让他们督察旧的官吏们遵守法度，做到政绩好的升迁，办事不力的就罢黜。如此，不用再费更大的力气天下也就可以治理了。
刘秉忠还建议薄赋、高薪、养廉、治贪。他说：天下百姓虽过百万户，但连年战乱，差徭太大，军马调拨，使臣烦扰，官吏强取，老百姓承受不住，只好逃窜。因此，当前的赋税应减半，至少应减三分之一。使还在原地的百姓按减少的数额交税，再动员逃散的百姓回来就业。现在对官员没有一个奖惩原则，以致清廉者不能升迁，贪污者也无法降职。应当按照古代的原则，决定百官的俸禄和仪仗，要让官员们一家不愁吃穿，明白为官者身份的高贵，如此，再贪赃枉法，就可依律惩治。特别是要让百官明白，制定法度那是君主的权力，奉命行事才是百官的职责，而现在官员们滥用职权，连进退生杀都随心所欲，是应立即禁止的。刘秉忠高薪养廉的建议，是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就采用这种制度。
刘秉忠还建议重教轻刑。他认为因未对百姓进行教化。现在狱中的囚犯宜予赦免，然后对他们进行法度教化，让他们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是不能做的，这样一来犯法的人自然就会减少。对于死刑犯，一定要上报然后等待复查，以免刑及无辜。
刘秉忠还端正了国家和百姓的鱼水关系。刘秉忠说：天子以天下为家，以天下百姓为子，国家用度不足时，可向百姓取;百姓用度不足时，也可向国家取，国家和百姓，就像鱼和水。国家设府库，建仓储，是为了百姓;百姓营产业，耕田地，也是为了资助国用。他还建议，以往百姓所欠官府债务，凡赔偿无名的，或不是真实欠下的，或偿还部分已经超过本金的，都应一律赦免。
刘秉忠请求忽必烈储粮就近，减税法，禁用奢侈品，特别是禁用珍珠宝石和金银等制作的奢侈品。刘秉忠说：储粮，以就近的仓库便于运输。目前仓库所加耗损太重，应仔细核实后统一计算，哪怕是细微到斤两寸尺都要做到公平，讲诚信、去欺诈。珍珠宝贝金银，靠淘沙炼石方能得到，很不容易，用于缠丝缕，装饰皮革家具等，不过是取得一时之华丽，装饰的物品一坏，这些东西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因此，应下令除皇亲贵戚和功臣大官按规矩使用外，一般老百姓不准违犯法规使用。如今地广民稀，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哪里有力量来耕耘经营呢？因此，应派遣农业官吏督导天下百姓务农桑，经营产业，这样国家才会有益。
刘秉忠很重视教育。他说：自古以来学校都未尝废除，如今郡县虽有学校，但都不是官办的，因此应当修建学校，设教授，教育内容以经世文章为主，词赋策论次之，至于学生，则以开国功臣的子孙为主。国家需要官员时，从学生中选择有本事的加以任用。
刘秉忠特别强调县级官吏的重要。他说：官员中和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县宰，若县宰是个正直的官员，老百姓就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关西、河南一带地广土沃，只因战事多而荒芜，应设官员招抚百姓，那么，用不上几年工夫这里就会富庶起来，对国家就很有利了。刘秉忠的这一见解直到今天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哪个地方的县太爷能体恤老百姓，那里的百姓就安居乐业;反之，若哪个地方的县太爷热衷的是政绩工程，那里的百姓就要遭殃了！刘秉忠更建议设孤老院，救助社会上的鳏寡孤独。刘秉忠远在七百多年前就有这样的建议，实在是了不起的。他还要求使臣到州郡办事，应住官府设的馆舍，不能到官员或百姓的家中去住。
刘秉忠提倡尊孔崇儒。他认为孔子是万世师表，立下了万世法度，如今庙堂虽有损毁，但存在的还很多，宜令州县祭祀。
在忽必烈之前，大元帝国的君主们都无年号，为此，刘秉忠建议改变当时使用的辽历。他说：新君即位，应该颁布历法，改变年号。他还要求各级官府设置更漏，让老百姓知晓时辰。他认为之前的国家虽然灭亡了，但历史却是存在的，因此应当组织人修金朝的历史。
刘秉忠建议忽必烈要量才用人。他说贤明的君主用人，就像高明木匠用材一样，根据木材的粗细长短施以规矩绳墨，做到人尽其才。他还要求要广开言路，君子不以言废人，也不以人废言。他特别强调当君王的要兼听。他形象地比喻说：天地是很大的，日月是很明的，但间或也会受到遮蔽。遮蔽天之明的，是云雾;遮蔽人之明的，是私欲佞说。普通人被私欲佞说遮蔽，不过遮蔽一人而已，人君被遮蔽，那就是遮蔽了天下啊！因此，要挑选好左右谏臣。要他们讽喻于苗头初起之时。刘秉忠将君子和小人作了理论上的区分。他说：君子讲究义理，心怀忠良;小人追求利欲，肚中有的是谗佞。君子在位上，能容小人;小人一旦得势，就容不下君子。因此，君主一定要分清君子与小人，错用了小人，就有覆家灭国之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