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秘史下――元代朝野秘闻

元代朝野> > 　　元代“诈马宴"> > 　　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这三件大事，也就是用兵打仗、围猎和宴饮。大规模的战争正在江南进行，围猎则需要合适的季节，现在朝廷中的头等大事就是朝会后例行的宴饮了。> > 　　出席宴会的人，都要身着同样颜色的衣服。这种衣服，称为“质孙服”(又译为“只孙服”)，由皇帝颁赐给蒙古宗王、后妃、驸马、朝廷大臣和近侍卫士等人。没有质孙服的人，也就没有资格参加大宴。宫廷大宴，一般要进行三日，每日换一种颜色的衣服。这种大宴，被称为“质孙宴”；波斯语把“质孙”叫做“诈马”，所以又称为“诈马宴”。> > 　　大宴的第一项内容，是由蒙古大臣高声诵读“大札撒”。“大札撒”是颁布的法令，其中既有国家的法律规定，也有成吉思汗的训言。每个蒙古宗王都收藏一部大札撒，并且要熟悉它的内容，念念不忘“祖训”。> > 　　在蒙古宫廷中，能够参加诈马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谁也不愿意因为不会喝酒而失去这大好的机会，所以在大宴前宣读祖训，只是警告人们不要由于酒醉而失态，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祖上创业的艰辛和对后代的期望。这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制度。> > 　　在大宴上饮用的，有葡萄酒、蜜酒、米酒、阿剌吉酒、黑马乳、舍儿别等。阿剌吉酒用葡萄酒、枣酒等好酒蒸馏而成，制作方法刚从西域传来不久，乃是中国烧酒的鼻祖。黑马乳就是马奶酒，用马奶发酵后搅拌而成，色清味美，是蒙古人极喜好的饮料。朝廷中专门有负责制作黑马乳的人，称为“哈剌赤”。蒙古人称黑为“哈剌”，故有此名。“舍儿别”是用水果或药物、香料配成的清凉饮料，可以解酒，制作方法也是从西域传入的。宫廷中掌制“舍儿别”的人，就叫做“舍儿别赤”。宴会上备有各种食品，而羊肉是必不可少的。每逢大宴，宰杀的羊要以千、万头计。> > 　　宴饮时，皇帝和臣僚各有座次，不可越座乱动。旁边有乐工奏曲助兴，还有各种艺人献技，热闹非凡。> > 　　大宴上用的各种器具，非常考究，最引人注意的是贮酒的大瓮，时人称为“酒海”。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制成的渎山大玉海，由整块黑玉雕成，高7O公分，直径1.35公尺，重约35OO公斤，放在万寿山上(现在依然陈列在北京北海公园团城的玉瓮亭内)。在大明殿上，还摆放着一架七宝灯漏。这架灯漏是顺德邢台人设计制造的，高一丈七尺，以金为架，共分四层。灯漏上既有调节机内水流缓急的戏珠龙，又有代表日月星辰的四神和按时跳跃的龙虎乌龟。更为奇妙的是漏中装有十二个小偶人，各执子、丑、寅、卯等时辰牌子，每个时辰的初刻，木偶人执牌开门而出，面对御榻报时。灯漏下层四角，又各立一人，分掌钟、鼓、钲、铙，一刻鸣钟，二刻敲鼓，三刻响钲，四刻鸣铙。当然，在饮酒正酣的时候，人们都不太留意时间，因为大宴总是要到日暮点灯时才散。> > 　　出任中书令> > 　　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在南征北战过程中，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为了征服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扩大，他需要各种人才。这时，他打听到在他统治下的燕京城中，有个博学多艺的耶律楚材，便派专使前来礼聘，耶律楚材陷在燕京城中已经三年了，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除了礼佛参禅而外，无事可干，这时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不应轻易放过，便立即应召。> > 　　从蒙古太祖十四年到二十年(1219—1225年)，成吉思汗进行了著名的西征。这次西征，主要是对中亚的花剌子模用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耶律楚材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这一时期，耶律楚材的主要工作和贡献，有以下几点。> > 　　一是担任成吉思汗的必赤，掌管文书；二是在塔剌思城屯田。三是在司天台担任春官，用他的律历星卜等方技之术，为成吉思汗服务。> > 　　像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才，在当时是不多的，在西征中的表现也很不错，因此成吉思汗对他的印象很好。有一次指着耶律楚材对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可以全都委托他。”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已经用自己的知识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取得了充分的信任。> > 　　元太宗元年(1229年)秋，拖雷监国已经两年，决定召集宗亲推举大汗。当时，成吉思汗诸子皆从各自的驻地来到克鲁伦河畔举行大会。拖雷宣布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承继大位。窝阔台则认为拖雷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所受训教较他人为多，大位应由拖雷继承。推来推去，会议开了四十天，也未作出决定。> > 　　耶律楚材觉得会议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便对拖雷说：“推举大汗，是宗社的大事，应该根据成吉思汗的遗命，早作决定，以免发生争端。”拖雷说：“意见尚未统一，能否再等几天。”耶律楚材说：“过了明天，就没有吉利的日子了。”当时，蒙古统治者还非常迷信，听了这话便决定在第四十一日举行登基大典。> > 　　大典由耶律楚材拟订仪式。耶律楚材为了使会议开得威严庄重，让所有宗亲都能恭敬顺从，便事先对亲王察合台说：“你虽是大汗的兄长，但从职位上看仍然是臣，臣下对君按照礼节应当跪拜。只要你带头拜，其他的人就莫敢不拜了。”察合台认为他说得有理，在正式的即位大典上，便率领皇族及臣僚帐下跪拜。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会后，察合台对耶律楚材说：“你真是社稷的功臣呵！”> > 　　窝阔台即位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准备对那些没有按时前来朝拜的王公大臣处以死刑。耶律楚材知道后便对他说：“陛下新即位，应当力求安定，对犯错误的人，应当宽宥，否则矛盾放大，政局反而不稳。”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前不拥护他的人，后来都拥护他了，政权得到了巩固和稳定。> > 　　耶律楚材日益获得信任。当时，蒙古立国未久，诸事草创，许多必要的制度尚未建立，应兴应革的事太多了，耶律楚材选择了一些急需办理的，写了《便宜十八事》一疏上奏。这封奏疏的内容很广，包括了官吏设置、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许多方面，并且特别指出当时官场上盛行的送礼之风，危害不小，希望下令禁止。窝阔台汗看了疏以后认为所奏各事，皆可听从，唯有送礼一事难于禁绝，便对耶律楚材说：“如果是自愿馈赠的，可以不追究吧！”耶律楚材说：“这是蛀政害民的开头啊！哪能听任不管呢？”窝阔台汗说：“凡你所奏，我都依从了，你就不能依从我这一件吗？”> > 　　耶律楚材的许多建议得到窝阔台汗的首肯，作为召令颁布施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根据耶律楚材建议设置的十路课税使，送来了许多粮食布帛和金银，陈列在宫廷中，数量很多。窝阔台汗看了非常高兴，笑着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左右，但却来了这么多的财物，使国用充足，真有本领呵！在金国的臣僚中还有像你这样的人才吗？”耶律楚材答道：“现在南京(开封)的臣僚都比我好，我因为没有什么本领，所以才留在燕京，结果被陛下所用了。”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的谦虚态度表示嘉赏，觉得确实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才，当即下令任命他做中书令，把典颁百官，会决庶务的大权交给他，事无巨细，都先向他报告，再由他转请皇帝处理。> > 　　耶律楚材为百姓而泣> > 　　耶律楚材作为窝阔台汗的中书令，利用其有利的地位和权力，确实在促使蒙古统治者接受“汉法”，适应中原地区封建社会的要求，建立必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也不是全都言听计从。有时耶律楚材发现某些事情做得不对，极力辩谏，声色俱厉，言与泪下。窝阔台汗不仅不体谅耶律楚材的好意，反而说什么：“你想要打架吗？你就知道为百姓哭鼻子！”有时甚至下令把耶律楚材捆绑起来。> > 　　但耶律楚材对于蒙古立国中原，是很有贡献的，因而在他死后，许多蒙古人痛哭流涕，如丧其亲戚，接连几天听不到奏乐唱歌的声音。全国各地的士大夫听说耶律楚材死了，也莫不涕泣相吊。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死都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 > 　　蒙古原是草原游牧民族，正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发展时期。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万事草创，各种制度虽然初具规模，但是极不完善，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随着征服战争的胜利，统治地区的扩大，原来的某些制度和做法，很难适应“汉化”地区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的需要，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窝阔台汗是比较开明的，决心采用“汉法”。耶律楚材便成了他重要的参谋和助手。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窝阔台汗言听计从，制订出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制度。> > 　　逐步革除屠城杀掠的习惯法，免难民、降俘之死，蒙古统治者在初期的征服战争中，残暴的杀掠政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而且增加了抵抗者持续反抗的决心。元太宗三年(1231年)，蒙古军将征河南，耶律楚材便请求不要残杀当地居民，可以把他们迁往山后之地，在那里开采金银、栽种葡萄，既可贷其不死，又可提供皇室所需。窝阔台汗说：卿言是也。采纳了这个意见。次年春，大军南征，陕洛秦虢等州的人民纷纷逃往山林洞穴躲避。窝阔台汗下诏：“逃难之民，若迎军来降，与免杀戮。”有些蒙古贵族反对这个诏令，他们说：“逃民们急则降，缓则走，不把他们杀掉，终为敌人所用，还是不要宽宥，完全杀掉为好。”耶律楚材请求制旗数百面，发给逃民，让他们回到蒙古军控制的州郡去种田。据说，因此而活下来的逃民不可胜数。元太宗四年(1232年)，蒙古军大将速不台攻打金国的南京开封府，即将攻下时，派人向窝阔台汗奏请说：“此城抗拒持久，我军死伤甚多，城破之后，应尽屠之，以示惩罚。”耶律楚材听说后忙向窝阔台汗说：“我军将士在外征战数十年，所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土地和人民。如果得到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呢？”窝阔台汗听了，耶律楚材又说：“制造弓矢甲仗、金玉器皿的能工巧匠和官民富贵之家，都聚在这个城中，如果全都杀了，我们将一无所得，那这个仗就白打了。”窝阔台汗点头称是，于是下了一道诏令：“除皇族完颜氏罪大不赦外，其余皆免罪不问。”据说当时因避兵乱居于城中的有一百四十七万多人，都因此而免遭屠杀。从此以后蒙古对南宋用兵，攻取淮汉诸城，也都为此作为“定例”，不再“屠城”，只诛“首恶”。> > 　　忽哥赤中毒身亡赛典赤临危受命> > 　　至元四年(1267年)，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加强对云南的控制。四年之后，都元帅宝合丁企图专横一方，竟与王府人员串通一气，在酒中下毒，要毒死忽哥赤。劝农官张立道闻讯后闯入王府，忽哥赤已经中毒，不能讲话，只是抓住张立道的手伸入自己口中，让张立道触摸自己满嘴的烂肉，说明自己是被害的。忽哥赤死后，张立道密结十三人，准备起而讨贼，并派人赴京城告变，不想事情败露，张立道等全被宝合丁逮捕入狱。> > 　　张立道族兄张忠领义士劫获成功，救出立道北逃，至吐蕃境，遇见朝廷派来调查忽哥赤落难事件的御史大夫博罗欢，报告了前后详情，并与博罗欢一同南下。宝合丁听说朝廷来人，准备了重金礼品送来，希望来者敷衍了事，不要穷究案情。博罗欢因宝合丁握兵在外，拒收礼物可能激起兵变，暂时收下了礼品，麻痹宝合丁等，随即迅速赶到大理，将宝合丁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返回大都后，博罗欢将宝合丁所送礼品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中书省。> > 　　忽必烈对博罗欢的机智果断十分赞赏，同时为物色合适人选前往云南重建统治秩序而犯难，最终他选定了赛典赤.赡思丁。赛典赤又名乌马儿，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人。“赛典赤”是阿拉伯语Saiyid、Aja11二词的联读，Saiyid指伊斯兰教什叶派创始人阿里(穆罕默德之婿)后人，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裔；Aja11的意思是“最至尊的”，这个称号大致相当于汉语的“贵族”。成吉思汗征中亚，赛典赤率千余人迎降，随从成吉思汗东来，成为“怯薛”成员。成吉思汗只称呼他为“赛典赤”，以示宠信。窝阔台至蒙哥汗时，赛典赤历任丰、净、云内三州都龙鲁花赤，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燕京断事官，燕京路总管等职，逐渐熟习中原文化，积累了适应于统治中原地区的丰富经验。> > 　　忽必烈即位后，赛典赤仍然得到重用，历任燕京宣抚使、吏户礼三部尚书、大司农卿、中书省平章政事、陕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等职，无论在中央机构任职还是担任地方官职，都有突出政绩。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忽必烈命赛典赤以中书省平章政事之衔行省云南，总管云南政务。忽必烈对他说道：“云南是我亲自率军攻占的，由于用人失误，引起混乱，民心浮动，现在我想选择老成持重的大臣前去安抚人心，整顿吏治，你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 　　赛典赤没有辜负忽必烈的厚望。他很快前往云南，建省治于善阐(今云南昆明)，并做了一系列令人称道的事。> > 　　继忽哥赤之后，宗王脱忽鲁坐镇云南。赛典赤南来，有人挑拨离间，声称此举一定是来夺脱忽鲁之权，脱忽鲁乃调集军队，准备兵戎相见。赛典赤闻讯后，派其子纳速剌丁去见脱忽鲁，转达他的来意：“皇帝因为云南守臣不称职，导致诸部叛乱，特派我来安抚，并且告诫我入云南境后即要设法安定民心，我不敢专断此事，希望大王派遣一人来共同商议良策。”脱忽鲁派遣亲信二人至赛典赤处，探看虚实。纳速剌丁与他们混熟，以兄弟相称，这二人乃用儿子见父亲的礼节向赛典赤跪拜，并献上名马。赛典赤设宴款待二人，宴后又将忽必烈赐给他的金宝、饮器等赠给他们，二人大喜过望。赛典赤认为他们虽是王府亲信，但没有正式官爵，不便处理政务，请求脱忽鲁同意授与他们行省断事官之职，脱忽鲁疑云全消。行省与王府的关系协调一致了，当地政令基本上可由赛典赤掌握。> > 　　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赛典赤请求改变云南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隶属关系，以云南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由行省节度，改变各地原来按蒙古制度划分的万户、千户为路、府、州、县，选贤能者为令长。忽必烈同意赛典赤的改革措施。当年正月二十一日(2月7日)，赛典赤把改定的各路名号报给朝廷，得到了批准。> > 　　通过赛典赤等人的努力，加强了元廷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使云南的地方行政机构达到了与内地基本相同的水平，结束了云南长期自立一方的历史。> > 　　赛典赤治理云南，一方面提倡文治，不滥用武力压服当地各民族的首领人物，一方面尽量照顾到当地民俗，不强迫当地人移风易俗。他的作为，毕竟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朝廷命官不断前来，当地土吏认为升迁困难，颇有怨言。一些土吏跑到京城，向忽必烈奏报赛典赤有专僭行为。忽必烈用人不疑，认定赛典赤忧国爱民，一片公心，这帮人纯系捏造事实，诬陷良臣，乃命人将他们押回云南，交给赛典赤治罪。赛典赤为安定人心，将他们全部释放，并委以官职。这些人当然感恩戴德，从此竭力为他奔走效命。> > 　　姚枢佐大政> > 　　公元1259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他为稳定自己的统治，开始重用姚枢、刘秉忠、许衡等一批汉臣，在全国大力推行汉法，并接受他们的主张和建议，按照汉法确立国家机构，制定官职制度。这年，忽必烈下令在全国设立十道宣抚使，一方面监督各诸侯，另一方面推行劝农政策。在各诸侯中，以严忠济最为强横难制，因此忽必烈特派姚枢为东平(今属山东)宣抚使。姚枢到达之后，先置劝农、检察二官吏，负责办理新政务和监督严忠济的军政机务。姚枢按照民户的财力人力，合理均摊赋税差役，罢除铁官职位，招抚农民安居务农，工商勤于经营，很快就使东平地方的行政得到整顿，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 　　中统二年(126O年)，姚枢被任命为大司农。身为廷臣，他看到朝廷上下的朝仪礼制十分混乱和落后，就向忽必烈进言整顿朝仪礼制。忽必烈有心仿效历代王朝君临天下的气派，建立统治秩序，便采纳了姚枢的建议，诏姚枢“赴中书议事，谋定朝格”，并且命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到中书省从事制定朝仪礼制的工作。经过一番努力，很快完成了制定工作。姚枢与中书丞相史天泽制定好的条文上奏忽必烈审阅，忽必烈大为满意。> > 　　中统二年，李在山东密谋发动叛乱。他秘密将其作为质子留住京城的儿子李彦简召回。忽必烈得到情报后，料定李想谋叛，于是召问姚枢：“卿预料李将采取什么行动？”> > 　　姚枢答道：“按我看，李面前有三条路，首先，他可能乘我大军北伐，后方兵力不多之机，出兵占据山东，进攻河北，据守居庸关，动摇汉地民心，这是上策；其次，他可能与宋联盟，固守自己的地盘，并多路出兵骚扰我边地，使我忙于奔救，此乃中策；最后，如果他出兵济南，等待各地诸侯应援，此为下策，必然成为瓮中之鳖。”> > 　　忽必烈又问：“那么依你看李贼将出何策呢？”姚枢自信地答道：“必取下策”。这下忽必烈心里有了底，便从容地静待事态的发展。次年，李果然兵进济南发动叛乱，号召各路诸侯应援，结果很快便被元朝大军剿灭。> > 　　中统四年，姚枢被晋升为中书省左丞相。这时，他看出经过李之乱以后，忽必烈对汉族地方军阀十分不信任。为了防止汉族地方军阀再次发生叛乱，也为了缓和元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使忽必烈不至于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对付其他汉族军阀，姚枢及时奏请忽必烈“罢世候”(即罢除诸候世袭)。这个计策正中忽必烈的下怀。就忽必烈的本心来说，他是很想这样做，关键问题是如何做更为妥当。恰在这时，以史天泽为首的一批地方军阀，以主动请求“释兵权”的方式向忽必烈表示谢罪和孝忠。忽必烈顺水推舟，剥夺了他们的实权，消除了分裂和叛乱的隐患，同时也使汉族地方军阀免遭覆灭，从而避免了内耗可能给元朝政治力量带来的巨大损失，使元朝以蒙古人为首的政治联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 　　至元十年(1273年)，姚枢官拜昭文馆大学士，受命详定朝廷礼仪制度。同年，元军攻克襄阳，取得了征宋战争的一个战略性胜利。于是，忽必烈召文武大臣商议对南宋进行最后的征讨。> > 　　姚枢上奏道：“如果任命征宋军统兵大将，非右丞相安童和知枢密院事伯颜不可”。忽必烈也十分了解伯颜的才能，就任命他为征宋军统帅。至元十一年七月，领命南征的伯颜行前来向忽必烈辞行，忽必烈交给他一份敕书，命令他只诛杀抵抗者，余者一概禁止杀掠。并对伯颜说：“古往今来，善取江南者，仅曹彬一人。你如能不妄杀，便是又一个曹彬。”伯颜领旨出征，将皇帝的敕令传至全军。> > 　　战争开始后，元军恩威并施，，很快就渡过了长江。> > 　　次年，征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南宋军民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元军对许多城市进攻都是经过血战才克服，因而元军的损失很重，再加上天气酷热，元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驻夏休整。> > 　　姚枢了解到前方的战况后，就向忽必烈进言道：“去年伯颜出征，由于陛下下了‘不杀降(之诏，使伯颜渡江进展顺利，我军没多久，西起川蜀，东至海边，降城三十，得百姓三十万户。自古平定南方，没有如此神速。然而，自今年夏季至秋季，我军竟一城未降。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军官不顾国家大计，不体量陛下的仁厚之心，不执行陛下的怀柔政策，唯利是图，滥杀无辜所致。这样下去，所降城除四壁之外，一片废墟，土地虽广，没有百姓，国还有何用？我所说，在扬州、焦山、淮安等地战事中，宋人皆殊死斗争，我军虽获胜，却伤亡惨重。南宋既然不能作为蕃国而存生，那么临安未必肯轻易投降。好生恶死，人之常情。宋人并不是不怕死，而是由于担心我们宣诏的不杀降之令信用不坚，骗其投降后又遭杀掠”。> > 　　忽必烈觉得姚枢分析得很对，就问：“那么，你认为应该怎样做呢？”> > 　　姚枢回答说：“我认为，应立即派遣一名特使，专门辅佐伯颜宣布止杀令，有敢违者犯者必杀不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赏罚分明，恩信必行，圣上无须焦虑，军力不再浪费。”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重新下了杀降之诏，督促前方将帅严格按诏行事。元军统将伯颜、董文炳等都能很好地执行此令，使南宋临安顺利降附，千百万宋民幸免于难。> > 　　许衡三辞隐> > 　　中统元年(126O年)，许衡北上任国子监祭酒。因与王文统意见不合，不久谢病辞职还乡，教授生徒。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召其至上都咨问政事，他上疏《时务五策》，强调北方游牧民族入中原汉地，必须实行汉法，才能长久统治。至元六年(1269年)受诏与刘秉忠等议定朝仪和官制，使国家体制大体齐备。至元七年(127O年)受中书右丞。这时忽必烈急于财用，宠信平章政事回回人阿合马，使领尚书省六部事，总理全国民政财赋。许衡弹劾阿合马专政罔上，蠹国害民。忽必烈未听，许衡见势不利，称病辞职。> >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命许衡为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使主持教育。但由于权臣阿合马等掣肘，难有所作为，至元十年(1273年)，又辞归乡里。> > 　　许衡在至元二年(1265年)给忽必烈的上疏中指出：“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他列举历史上北魏、辽、金进入中原后，改行汉法，“历年最多”。而其他不推行汉法的“皆乱亡相继”的先例，认定蒙古要统治全国，“非用汉法不可”，这好比“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然而蒙古权臣勋旧不愿变更旧制。他劝谏忽必烈不为流言所动，坚决革新政治，推行汉法。在许衡等儒臣劝说下，忽必烈提出“祖述变通”的统治纲领，在保留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实行汉法。> > 　　许衡在上疏中说，上古之圣君尧舜，得贤相稷、契辅赞，“稷播百谷以厚民生，契敷王教以善民心。”由于重农重教，使道行、民富、兵强、人才盛、国势强。“而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殴游惰之人归之南亩，课之种艺，恳嘱而督行之，十年以后，仓府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在许衡等劝告下，忽必烈在做藩王时就认识到保护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继汗位建元后即下诏禁止占用农田为牧场和践踏农田，设劝农司，颁行《农桑辑要》，督促、指导农业生产。还召集逃亡者，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减免租赋，设置粮仓，赈济灾民，使元初农业得到恢复发展。> > 　　许衡把重教与优农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他说此二者之行，则“万目斯举，否则他皆不可期也”。他在上疏中指出“自都邑而到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室以下到庶民之子弟，皆人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在许衡奉劝下，世祖下诏要求各地广立学校，培养人才，以备选用。> > 　　许衡以《小学》、《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用“圣人之道”，程朱理学教育生徒，以“存天理，去人欲”，培养“贵为公相”或“甘为贫贱”的“志士仁人”。由于他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更易为人接受，从而有利于程朱理学的普及，对元朝封建统治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 　　许衡是元代著名理学家，是唯一身居相位的“道学君子”。他辅佐元世祖忽必烈，积极推行汉法。他对理学作了宽泛的阐释，普及推广了理学，使理学成为元朝的“官学”。他的治国思想和实践对蒙元适应历史发展趋势，加速封建化和巩固元朝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因其为官惠能清正，为教诲人不倦，故其去世后，家乡“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四方学士闻外，皆聚哭。有数千里来祭哭墓下者”。> > 　　卢世荣善理财> > 　　卢世荣生活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畏兀儿人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元世祖召见，奏对称旨。又召中书省官员与卢世荣廷辩，不能胜卢世荣。右丞相和礼霍孙等被罢，起用安童为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左丞。安童、卢世荣既居中书，为更好理财治国，又劝告元世祖对那些虽与阿合马有牵连，但善于规划钱谷，通才可用者，不应当做罪人而应给予擢用，使前河间转运使张弘纲、撒都丁等多人，受命理财。> > 　　卢世荣执掌财政，当即奉旨整治钞法，提出并实施理财措施。> > 　　整理钞法是卢世荣经国治世的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主张一种钱、钞并行，反对专以纸币为流通工具的制度。他建议废除人民不得私自买卖金银的禁令，允许金银自由买卖，并发行铜币，减少社会对纸币需求的压力，从货币制度本身去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要，削弱通货膨胀的趋势。卢世荣不仅强调控制发钞，还努力采取各种财经措施，多方面地扩大财政收入，这也是对付通货膨胀的重要对策。他还主张发挥平准库和常平仓制度的作用，以稳定物价，这对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是有帮助的。卢世荣能提出一套货币、财政和物价相互配合的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