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忽视当然是不应该的。为了说明这种忽视的严重程度,我们把20世纪代表性文学史著中元代各体文学在元代部分所占篇幅做一对比。各体文学在文学史家心目中的地位,直观地从其在文学史著(特别是作为高校教材的文学史著)中所占比例中反映出来。按照这一认识,我们选取20世纪8种代表性的文学史著,将其中元代各体文学所占的比重排列如下(1932年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简称郑著;1943年完成1949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简称刘著;1962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简称科学院本;1964年出版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简称五教授本;1989年出版的吴组缃、沈天佑《宋元文学史稿》,简称吴著;1996年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简称复旦本;1998年出版的郭豫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称郭著;1999年出版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简称高教本):> > 统计显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著作中,如郑著,元代各体文学所占比重是较为均衡的,元曲差不多就等于元代文学的概念显然是由刘著时代确立的,但刘著依然是将散曲和杂剧放在几乎同等重要的位置。五六十年代,散曲因其思想性不强而不受重视,于是从此时到80年代的文学史,便成了杂剧的一体独尊。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著类文学史中(如1991年出版的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2001年出版的李修生、查洪德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已经改变,但在作为教材进入高校课堂的文学史著中,至今如故。> 但元代文学文献的留存却与此形成强烈反差:元代诗文别集,现存的应有450种以上,已佚的不少于425种,元文作者不少于3千人,元诗作者近5千人,现存元文总数应有3万篇,诗13万首。与此相较,元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的约200人,有作品流传的约40多人,可考知剧目的杂剧作品约600本,流传下来的约200本。散曲作家,有姓名可考的200多人,作品有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按《全元散曲》统计)。诗文文献从作者数量到作品数量,都是杂剧无法比拟的。还有数量和水平都相当可观的元词。从文献留存数量上说,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元代传统文学样式的研究,元代诗文词及文学批评等,都是很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 当然,我们不能只用数量说话。元代诗文的创作水平,横向比较不及杂剧和散曲,纵向与前代比较,不及唐宋诗文,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些参照,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在如此大量的元代诗文中,并不乏优秀之作,只是我们过去关注不够,因而并不真正了解而已。王士祯有诗云:“铁压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精华录》卷五《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十六)他所谓“宋元”者,乃偏指元,因为他所举“铁”(杨维桢)和“渊颖”(吴莱)都是元代诗人。“几人眼见”云者,是说不能用闭目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方式,去判定眼前的东西没有看的价值。我们今天更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做宏观观照,元代诗文有其不可替代亦不可小视的价值。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文风在元代形成,使得元代诗文具有了独特的风貌和独特的价值。
我们的前辈学者在对元代文学的认识上,确实存在一些偏失。仅从文献角度说,起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将元代文学文献划归其他朝代,二是在未作深入发掘整理的情况下做出论断。> 前者可举唐圭璋先生编《全宋词》和《全金元词》的例子。唐先生如何处理宋元易代之际作者归属问题的呢?我们看他的《全宋词凡例》第三条:> 断代之文学总集,作者处易代之际,属上属下,论定为难。但必有一定尺度以一之。……凡宋亡时年满二十岁者,均以为宋人;仅入元仕为高官如赵孟,顷等者除外。无确切年代可考者,如《乐府补题》中作者,元凤林书院辑本《草堂诗馀》中多数作者,亦姑仍旧说以为宋人。> 年满20岁者便归旧朝,显然欠妥。而《草堂诗馀》(即《名儒草堂诗馀》,或称《元草堂诗馀》)中的作者,我们已经清楚,基本上是元人。于是大量元代词人被认定为词人,他们的词作收入《全宋词》而不入《全金元词》(陶然《金元词通论》第一章专论断限,与以往断限不够客观有关)。后者可举曾永义先生关于元代词学批评的论断。他在《元代文学批评史资料汇编》的《绪论》里有这样的疑问:> 词在宋代既已发展完成,作家辈出,佳制如林;按理应为元人批评的重要对象,可是涉及者却寥寥可数。不知是否词和曲一样,这时都还没有取得文学地位的缘故。([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出版)> 事实上,元人的词学论著是相当丰富的,只是我们今天的学者没有去发掘整理,甚至是视而不见而已。不说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等词学名著,今人施蛰存、陈如江辑录《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搜集散见于宋元各种笔记、诗话、、琐谈等著作中的词评、词论、词本事和词坛琐事,其中宋元之际、金元之际和元代著作竟达40多种。在这样大量的材料面前,曾永义先生的结论是应该修正的。前辈学者关于元代诗文、元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等,都需要重新思考。也就是说,今天的学者应该不为前辈学者成说左右,重估元代诗、文、词、文学批评等的价值。> 以诗文为代表的元代传统文学样式,是一个既有研究价值而又缺乏研究的领域。它有着很大的研究潜力,因而也有很好的研究前景。> > 三、元代文学研究的出路和希望:全面展开诗文研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 经过一些学者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全面展开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研究的条件已基本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民族观和文学史观的转变,为客观评价元代诗文等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条件。清末至20世纪前期,影响元代诗文研究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民族情绪的影响,由于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少学者对元代文化(包括文学)有一种自然的排斥和否定心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民族情绪和民族心理逐渐淡化,特别是大中华民族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渐渐地用较为客观的眼光看待元代的诗文等。同时,人们评判文学价值的标准,也逐渐从政治的、伦理的(20世纪中期则主要以人民性、阶级性,元代文学还要看是否反映民族压迫和民族反抗为评判文学价值的标准),回归到文学本位。这也为认识元代诗文的价值提供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界倡导加强文学史薄弱环节的研究,也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一向被忽视的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研究。研究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的条件已经历史性地形成了。> 基础性研究也取得了相当成绩,学术界对元代诗文研究的关注度也在提高。> 其次,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元代的诗文基本文献的整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举其最著者,如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的《全元文》全部60册已经出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承担的《元诗全编》项目已经基本完成,不久也将面世。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出版于1979年,目前有学者在重编。曾永义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批评史资料汇编》,1978年出版于台北。清人所编《元诗选》初二三集、《元诗选癸集》、《元诗选补遗》陆续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大量的元人诗文别集整理出版或影印出版,一些有影响的元代诗文总集(如《元文类》等)和元人文集丛刊(如《元人十种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等)影印出版,还有大量含有元人文集的总集或丛刊出版。如果说上世纪后期元代诗文文献尚不易得的话,现在的状况已经大为改观,元代诗文的重要文献现在都已能见到。> 再次,时至今日,大部分的元代诗文词作者都已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为进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清人论元诗者颇多,前辈学者钱基博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元代)文学史》中论到的元代诗文作家有35人(该书论到的北宋诗文家42人,南宋38人。该书不谈戏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论到元代诗文家最多的,只是其后无人继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介绍元代诗人22人,词人10人(有3人与诗人重),散文家7人,合36人,介绍散曲家17人,杂剧作家24人,合41人。诗文词家之和与曲家之和,数字很接近。这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具有导向意义的。但这一导向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9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介绍元代诗文别集214种,超过《四库全书》所收171种和存目36种之和。这是一个大的突破。同年出版的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论到的元代诗文作家已达50人,并且在全书27章中,诗文占据7章,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元代文学史的新格局。2002年出版的查洪德、李军著《元代文学文献学》,已明确将诗文文献作为元代文学文献的第一大宗。即将完成出版的傅璇琮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收元代诗文别集171种(与《四库全书》选目不同)。至此,可以说,元代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已基本上收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又次,元代诗文词辞赋文论等研究,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尽管这一基础还显得薄弱。1991年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出版,以此为标志,元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打破元曲一枝独秀、一体独尊局面而进入对各体文学全面研究的阶段。十几年来,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各体文学研究著作,如黄兆汉《金元词史》(1992,台北学生书局),张晶著《辽金元诗歌史论》(1995,吉林教育),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宋金元文学批评史》(1996,上海古籍),杨镰著《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1998,新疆人民),赵维江著《金元词论稿》(2000,中国社科),李修生、查洪德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2001,北京出版社),陶然著《金元词通论》(2001,上海古籍),查洪德、李军著《元代文学文献学》(2002,中国社科),丁放著《金元词学研究》(2002,中国社科),杨镰著《元诗史》(2003,人民文学),康金声、李丹著《金元辞赋论略》(2004,学苑出版社),查洪德著《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2005,中华书局)。其他研究著作还不少。尚有一些研究元代诗文的博士论文待出版。在此基础上,元代诗文词赋文学批评等的研究有望深入下去并取得可喜进展。这些研究也已经和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当然,元代诗文文论等的研究水平亟需提高,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对元代文学研究走出困境,迎来新的繁荣抱有充分的信心。> > [责任编辑:刘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