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意欲有为的亡国之君
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1271年）到末代元顺帝出亡漠北（1368年），其间传位十代，立国不足百年。在元朝短短百年历史中，末代皇帝元顺帝就在位35年，占整个元朝历史的1/3时间。作为元朝在位时间最长，且被《元史》记载为亡国昏君的元顺帝，对于亡国的确难辞其咎。但他在元朝发展中就教育、文化和科技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容抹煞的。
一
元顺帝，名妥帖睦尔，庙号惠宗，明太祖朱元璋加号顺帝。顺帝生父明宗皇帝，被弟弟文宗鸠杀。明宗4岁的幼子受到文宗喜爱，留在宫中哺育，而身为长子、10岁的顺帝则被流放到高丽（今朝鲜）和广西。不久，文宗病亡，顺帝的幼弟被立为新皇，但继位仅一月余就莫名夭死。接着，顺帝被杀父仇人的皇后和权臣立为太子，于1333年继位，时年14岁。
元顺帝继位伊始，先后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前朝势力，即文宗皇后和权臣的势力。顺帝利用任命另一重臣伯颜为右丞相，除去夙敌。但是，来自另一方面的威胁也因此显现，伯颜势力迅速扩张，专朝乱政，为除异己而擅传圣旨。顺帝无法容忍，大胆启用被后世称为“贤相”的大臣脱脱，于1340年联手铲除权臣伯颜。
年仅20岁的元顺帝，在历经宫廷朝堂血腥争斗7年之久，终于逐步掌握了宫中、朝中的大权，开始成为元帝国的真正统治者。年轻的元顺帝意图作一番大事，欲大有为于天下，改元“至正”。
二
在重臣脱脱的尽力辅弼下，顺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纠正之前权臣的暴政，缓和已极度紧张的社会矛盾。首先即恢复了科举取士。
科举取士，有别于推荐、继承等方式，是通过考试，由中央政府选拔人才的制度，自唐宋以来，已成为学子们入仕的正常通路。随着元朝政权的建立，这一传统制度被打破。元世祖忽必烈在提倡“文治”和“汉化”时，也曾有实行科举制度的打算，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包括蒙古和色目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及忽必烈本人对此的顾虑，始终未得以实施。在历经七朝皇帝、共70余年之后，到了元仁宗时，才开始正式举行科举考试。但在举行了六次考试之后，到了元顺帝权臣伯颜专权之时，仇视汉人的伯颜停罢科举，加剧了民族矛盾。
至正二年，欲大有作为的顺帝接受了翰林学士承旨库库等人的提议，“古昔取人才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再度恢复科举取士的制度。顺帝在恢复科举当年，亲试进士78人，赐拜往、陈祖仁及第，其余出身有差。又“大兴国子监，蒙古、回回、汉儿人三监生员，凡三千余”。国子生“同试于礼部、策于廷殿”者，录蒙古人6名，从六品出身;色目人6名，正七品出身;汉人、南人共6名，从七品出身。
自仁宗延佑年间（1314年），正式开科取士，到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举行最后一次廷试，前后共举行了16次录取进士的廷试，其中有10次是在末代皇帝顺帝时举行的。元代总计录取进士1139人，其中顺帝在位时就录取了进士700人，占进士总数的61.45%。此外，元末还将国子学与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对国子学积分及格生员参加廷试录取者，采取了优惠照顾的政策，最后一次廷试，又进一步提高了国子学录取生员的品秩。元代通过廷试，从国子学积分合格生员中先后共录取正副榜284人，全部为顺帝时所录取。
在元代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农民起义已蔓延全国，江南、四川等广大地区都遭受到战乱之苦，元政权摇摇欲坠。但在这种情况下，顺帝仍决定按时举行乡试，并“倍增乡贡之额”。至正二十六年春三月，廷试录取赫德溥化、张栋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73人。并且对进士优其品秩。国子学积分合格生员参加廷试，正榜增至20人，副榜20人照旧。两年以后（1368年），元朝灭亡。
元代由顺帝坚持实施下来的科举制度，推进了蒙元政权的汉化，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文化素质，巩固了元朝的统治基础，缓和了民族矛盾。元朝建立的科举制度，其内容和模式均不同于前朝唐、宋、金时。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度，原本是选拔人才的一大进步，但后果是引导人们专尚擒章摘句，追求华丽虚浮，陷于极端的形式主义，不切实用。南宋和金基本上也是如此。元朝统治队伍中多是尚武重实的政治家，尤其忽必烈，深不满意崇尚虚文的辞赋之士。同一时期，程朱理学经过许衡等教育家的提倡以及从京师到地方的讲授、推广，其儒学中的正统地位得到社会广泛承认。继续推行忽必烈“文治”、“汉化”政策的统治阶层，很快倾向于程朱理学，也使重开科举的建议得以采纳、实施。明、清王朝开科取士的制度，仅仅是在元朝科举制度基础上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三
除了恢复并坚持科举制度外，顺帝继续贯彻、推行“文治”和“汉化”政策的另一重要功绩就是任脱脱为都总裁官，使长期未完成的宋、辽、金三史的纂修终于在至正三年开工。
由官府设局，为胜国修史，存一代制度，垂至乱教训，从唐代以来已成制度。金朝时期，曾两次纂修《辽史》，却因统诸问题而没有完成。元朝灭亡金与南宋，修“三史”的问题多次提出来，但在正统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直争议不休，屡议屡搁，无所进展。再加上元各代皇帝在位期间，或因宫闱争斗，或因平息叛乱，又或因短寿早亡，所以直到统一中原80余年之后，才由顺帝下令纂修。
期间，顺帝充分信任重臣脱脱，果断解决争议，保证了“三史”在两年之内迅速完成。同时，顺帝还接受了脱脱的多条建议，包括太庙四时祭和“留心圣学”的建议。顺帝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不置学士，惟授经郎及监书博士，以宣文阁系衔。“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进讲，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常御宣文阁用心前言往行，欣欣然有向慕之志”。
四
为了治理水患、发展农业，以及加强水陆交通等目的，元朝统治者对水利建设比较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和职务。顺帝的突出表现是，下决心治理黄河，并下令记载、总结方法。
从1194年黄河改道侵入淮河后，黄淮沿岸民众饱受水患灾难，元朝时黄河决溢更是频繁，达200多次。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大雨下了20余日，黄河水暴涨决堤，平地积水两丈多，遭受灾害涉及数省。在此情况下，顺帝下决心治理黄河。他先让众臣访求治河方略，并特命贾鲁为都水监，提出具体方案。至正九年，在贤相脱脱复相之后，顺帝批准了由他上报的贾鲁所提方案，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并动用20万人供役。足见顺帝治河决心之坚定。
贾鲁治河，疏浚河道280多公里;堵塞大小决口107处，总长达3里多;修筑堤防上至曹县，下至徐州，计770里。不仅成为元朝治理黄河的最大工程，在我国治河史上也属罕见。贾鲁治河的成功，一方面源自他采用了科学的治理方法，另一方面，则源自顺帝给予他的全力支持。
至正十一年（1351年），水利学家欧阳玄受命制河平碑文，对治理黄河事系统记述、总结方法、经验，撰有《至正河防记》。这对元朝及后世的水利学发展与进步有重大作用。
五
顺帝除了在贤相脱脱的辅弼下，制定正确政策，作出准确决断之外，他本人也非常聪明灵巧，主要表现在异常出色的机械制作方面。他设计的“宫漏”，“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这就是在前代水运浑仪一类天文仪器的基础上设计的自动报时器。
元顺帝所设计并建造的龙舟，长120尺，高20尺，上有帘棚、穿廊、暖阁、楼阁、殿宇等，“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
他还精通建筑技术，曾亲自设计过宫殿的建筑图和模型，“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工，高尺余，栋梁楹槛，宛转皆具”。工匠“按式为之，即成华屋”。如果用现代学科划分，顺帝在物理学、机械学、数学、建筑学等方面造诣颇深。可以说，他不仅是个意欲有为的统治者，更是个科技奇才。
然而，也许正是因为他这方面的能力太过出色，导致在他后期政治衰落时，人们往往把亡国罪责归咎于他出色的科技与机械制作天赋上。其实，这样的责备太过武断和牵强，似乎只是因为顺帝是个末代皇帝，便只有“耽于政事”，“醉心于声色犬马之娱、技巧机械之玩”;似乎元朝灭亡，就在于顺帝一人耽于朝政。一个朝代的衰落，必定是多种矛盾错综复杂、不断激化的结果。在此，我们不去评说元朝皇帝的统治是否英明，而是从中可以看到，在元朝社会中，由于多民族及多元文化的特征，带来了宽松的文化和科技政策，使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其独特且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