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真的近百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吗？
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达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不行科举考试，才使得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意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骚，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
“八倡、九儒、十丐”这几个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组。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在批判“四人帮”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时，常把元朝人这段发自己朝代牢骚的牢骚话当成历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历史学家”甚至由之推断，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由于这位史学家颇有名气，有相当一部分喜欢“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又一个误区出现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杨广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至武则天时则天本人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为制科。一般的史学著作或工具书，在谈到科举制度时前举唐、宋，后举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元代根本就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大漠深处有“绿洲”
元代究竟是否举行过科举考试，我们还是应该让《元史》来说话。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时代一个最为有名的贤相。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蒙古立国之初确实行过科举考试，考试中选者享有免除徭役、赋税，与长官同署公事的权利，并且点出了第一批中选者中的榜首杨奂的名字。
也许有的人要斤斤计较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区别，认为开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开科取士，这话也不对。
我们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选举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负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设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
此举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当时的丞相火鲁火孙、留梦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议开科取士，虽然也因故未果，但当时的科举取士的方略却确定了下来。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当时的中书省官员又上书给皇帝，称“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议皇帝重开科举，不过范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德行、明经二科。
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请，并颁下一道诏书。这位皇帝大人在诏书中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国所属各州、郡、县遵从皇帝的旨意推选出“贤者、能者”参加科举考试。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县推选出来的士子会试京师。
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是个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诏书可一点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诏书中对哪些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甚至监考人员的组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们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参加考试：
诏书上说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者方可以参加考试。
考试的内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通过了第一场考试之后，接着考第二场：“第二场第一道（题）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场通过以后，考第二场：“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接着是第三场，“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这些都通过之后，汉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称为“及第二甲”，皆授给正七品的官职，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职。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过两场就可赐进士及第（因为他们汉文化水平较低）。
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诏书中还规定了监考人员：总监考由监察御史和廉访司官员担任，分监考由知员举、同知员举等人担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经过严格考试，蒙古人护都答儿，汉人张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
虽然时断时续但绝非昙花一现
有些怀疑元代曾经开科取士的人，面对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不好断然否定元代有过科举考试，但他们却认为元代的科举，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人结论下得也未免有些过早了。
除了延祐二年开科取士以外，元帝国还时断时续地举行过许多次科举考试。
其中较为有名的有：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护都达儿、霍希贤等50人“金榜题名”。
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达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题名。
泰定帝也孙铁木尔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张益等86人获金榜题名的殊荣。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题名。
元文宗图铁木耳天历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笃列图，汉人王文烨等97人金榜题名。
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同同，汉人李齐等一百余人金榜题名。
其后两届——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未曾开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开科考。
从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选举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元帝国几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近六百名士子——包括蒙、汉各色人等获得了“金榜题名”的殊荣。
除了天顺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宁宗懿璘质班，因在位时间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顺帝）均都在金殿廷试过士子，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举考试工作分得很细，甚至对于名落孙山者，元帝国的高层决策人也尽可能地给予了关怀——有好事者不妨与前朝及后代的不第士子们的落魄作一个比较。
《元史·选举志》载，早在仁宗延祐年间，当时的丞相帖木达儿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书给仁宗皇帝，建议朝廷对于“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以后又规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
上述史料中提及的“教授”乃是当时的学官名，并不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教授”。此官虽然不过是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的一个小芝麻官，但却能享受“劳保”待遇，对于那些“皓首穷经”的书生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
读者诸君所了解的科举考试，往往只是小说或影、视作品中的考试，对于真正的考试所知者甚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听人说“金榜题名时”乃是与“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一样的人生四大喜之一，可是金榜题名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真的是个什么样子，却难说出个子午卯酉，《元史》上说得却很明白。
《元史·选举志》：“三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视官及诸执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问进呈，俟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望阙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讫，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皇帝接见）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礼部告谕中选进士，以次日诣阙前，所司具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预宴官及进士并簪花至所居。择日恭诣殿廷，上表谢恩。”
整个有元一代，搞了那么多次科举考试，而且规定了那么详细的考试规则，录取办法，甚至还对“名落孙山”的年纪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安排，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要造它的“谣”，说它没搞过科举考试呢？
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作怪。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全国性政权，辽、金、五胡十六国虽然也是“蛮夷”之人当皇帝，但他们所辖国土毕竟只是中国领土之一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民族文化矛盾不是很激烈，至少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元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自己心理上是这样认为的！）的现实，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大多汉文化水平较低，所以，一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不才君主弃”，忍不住要发一点牢骚。
（2）蒙古立国，若是从太祖铁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间未曾开科取士，太宗以后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间又停科不取，虽然高层决策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开科考，但那些莘莘学子们却并不了解这些高层机密，他们看到的只是“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这些怪现象，所以才发出“八倡、九儒、十丐”的牢骚，后世有读书不求甚解而又喜欢惊世骇俗者遂因之“推导”出元代未举行过科举考试。
（3）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达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不行科举考试，才使得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意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骚，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
（4）虽然中国的科举考试早在隋文帝时就已开始实行，但到清朝末年它“寿终正寝”时，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却并非每个朝代都不断地开科，每个朝代即使开科取士，往往也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元代只开德行、明经二科，考试的范围似乎小了一点，但却绝非“前无古人”之举，隋代刚实行科举考试时也只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不能以所开科目的多寡定其优劣。
我们不否认元朝以马上得天下，起自漠北，开国之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这一事实。但我们也应承认元朝中期以后，有过每隔三年便考选一批士子的历史。
感性色彩要让位给白纸黑字的历史，这是我们走出这个“误区”之后的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纵观元代开科取士的历史，我们发现，知识和人才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朝代都不存在着“文化沙漠”，翰海中总有希望的绿洲。
对于“当权者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个命题要辩证地分析。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统治者只要他想把天下国家治理好，总要依靠一些读书人的帮助。汉朝一个名叫陆贾的人，他对当时的皇帝说过一句颇为有名的话：“天下可于马上得之，但不能于马上治之！”这个道理是谁都明白的。
问题的关键是当权者所依靠、所重用的毕竟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愿让“天下英雄尽入我袋中”的英主不可能很多，偏偏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毛病，他们最喜欢的三段论式是：
我是知识分子，当权者没有重用我，所以当权者不重视知识分子！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肯尼迪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对你如何，先应问问你自己究竟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对于喜欢搞“三段论”式推理，常发“不才君主弃”牢骚的人，不妨建议他们定下心来想想肯尼迪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