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 汉代真是造钱的大户， 西汉曾经将铸钱的权力下放， 诸侯国和富商大贾只要有铜， 都能铸钱， 后来虽然设立了专门铸钱的国家机构上林三官， 和管理铸钱的专职官员水衡都尉， 造起钱来也是大手大脚。 《汉书》记载， 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 总共120多年间， 西汉共铸造了五铢钱“二百八十亿”， 汉代的“亿”其实是十万， “二百八十亿”， 是2800万枚， 已经是足够惊人的数字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汉朝人似乎跟钱天生有仇一般， 隔三差五就会跳出个英雄好汉， 讲一番废除铜钱的大道理。
西汉元帝刘奭时， 名臣贡禹就坚决主张彻底废除铜钱， 甚至连“珠玉、 金银”等可以做货币的东西也要一律废除， 上林三官也要解散， 民间交易改用布帛做钱；到西汉末年， 又有人上书提议废除钱币， 改用乌龟壳和贝壳之类充当货币。
东汉初年， 官方铸钱一律停止， 民间又不被允许铸钱， 当时的商业交易“杂用布帛金粟”， 也就是说除了少数旧钱外几乎无钱可用， 当时还在陇西的名臣马援上书建议恢复铸钱， 竟然被“三府”(太尉、 司徒、 司空府， 也叫“三司”、 “三公”， 是汉代皇帝以下最高权力部门)认为“不可”， 反对意见多达十余条。 马援回到首都洛阳后据理力争，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恢复了铜钱发行。 直到汉桓帝刘志时， 还有人一本正经要求废除钱币。
汉代“跟钱有仇”的风气还影响到后世， 逼迫汉献帝退位“让贤”的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也就是汉朝灭亡后第二年， 就迫不及待地废掉铜钱， 实现了贡禹用绢帛做货币的伟大理想。 西晋取代曹魏后， 同样直到南渡建立东晋后才开始铸钱， 整个西晋时代连一枚钱币都没铸造过。
之所以“和钱有仇”， 理由主要有几条：
一是抱着儒家“以农为本”教条不放， 认为钱币会造成贫富分化， 助长投机取巧习气， 影响道德， 并让商人变富， 农民变穷， 而用谷物、 布帛交易则可以让农民肥、 商人瘦。
二是觉得儒家讲“复古”， 既然儒家经典最推崇的“三代之政”， 用的是贝壳、 乌龟壳， 那么后世也应该“复古到底”， 把不够“古色古香”的铜钱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这些“跟钱有仇”的尝试要么还没推行就被否定， 要么推行不久就不得不更改。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汉代商业已经十分发达， 不可能走回头路， 西汉官方否定贡禹建议的一大理由， 就是布帛、 谷米做货币， 拆分、 度量不便。 不仅如此， “废除铜钱”最有力的辩护词——影响道德， 也被事实证明是荒谬的： 东汉初年最重要的流通货币是谷物， 市场上就有人故意把谷物弄湿以增加重量；曹丕规定只有绢帛才能当钱用， 市场上就出现了“湿帛”、 “薄绢”等投机取巧的东西。 这证明： 商品交易中的作奸犯科， 和有没有货币其实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