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杨联陞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他的看法是，作息有根本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工作和游憩时间的比率，是他在社会中所取所予的一个指数。杨先生发现，中国古代王朝越到后期官员享受的假日越少，如唐代到元代十天就有一次休假，到明清却完全取消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公务员处理的事务越来越烦剧，繁文缛节不断增加，二是皇帝权力高度集中，自己都忙得够呛，还能轻易放过手下的这些官员吗？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皇帝上朝时间之早令人惊讶，一般都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如果上朝时间延至七八点就被认为相当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最近我读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员恽毓鼎的日记，日记里对上朝时间之早的描述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如某次上朝要三点钟出门，因为道路泥泞，抵达东安门时天已黎明，光绪帝先到中和殿看祝版，所谓看祝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员写的文件，然后再召见官员。也就是说，从家里赶到上朝地点，中间可能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然后还要在朝房等候许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泞，在车中颠沛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设备，还容易染上寒气。怪不得恽毓鼎有一次见到光绪帝就感叹“天颜清减，深以为忧，竟无人敢以摄养之说为圣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脸色不好看都是让上朝过早给闹的，这声叹息颇似感同身受。如果是赶去颐和园上朝，就要起得更早。有一次给慈禧祝寿，恽毓鼎一点半钟起床，先到东宫门外詹事府帐篷歇息一阵，再向颐和园进发，此时的颐和园内灯火通明，光彩如昼，也验证了寿礼应是在黎明前后举行的。
在上朝和会客路途中由于时间充裕，官员可以在车中选读一些书籍，有时两天就可看完一本，可见在马车颠簸中阅读的时间不算短。
不过要想通过以上的描述断定清朝官员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偿命你可就错了，因公劳累恐怕只是个假象，一个关键证明是早朝完毕后官员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睡上一大觉直到日落才醒也没人管，似乎远不及当今的打卡白领那般辛苦奔命。
就拿恽毓鼎的作息时间表来说，他的詹事府职务相当于史官，负责皇帝的起居注编纂，也就是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兼校一些官修史书，按理来说应该随侍皇帝近旁。但除皇帝举办例行仪式时起居注官应陪伴左右外，其余时间只偶尔光顾史馆，平常都是史馆派人把稿子送到家中交给他审阅，交还的日子好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审稿范围包括《儒林》《文苑》这类官修史书的稿本，也包括审核校阅一些地方志。遇到上朝等公事，排班甚至可以自行协同商量，预先排定。如一八九八年年底詹事府规定有十二班，恽毓鼎自己选择四班上朝，其余班次即可免予参加。这四次上朝中，还有一次因起床过早，一点钟起来头晕呕吐，半路折回未去。到了一九五年，对那些缺席早朝的官员好像也没有了处罚的规定，以致有时上朝陪侍的官员稀稀落落，让人感觉不成体统，在此之前，如起居注官有误班或缺席者，须告知御前大臣奏闻议处，所以每次遇到有不来上朝者，大家就会惴惴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