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28年（明嘉靖七年），在国子监坐冷板凳的严嵩，突然接获一道谕旨，朝廷委派他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到湖北安陆去祭奠显陵。显陵，即嘉靖死去多年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陵墓。因为儿子当上皇帝，老子跟着沾光。原是藩王的陵墓，重新按帝王规格，加高碑基，加厚封土，加宽神道，加上更多石人石马。严格说，这是违制的，你朱祐杬只是生了一个做皇帝的儿子朱厚熜，但本人则是分封在湖北，驻国安陆的藩王。如今享受皇帝陵寝的待遇，就绝对是僭越了。所以，朱厚熜不亲自回老家拜奠，让别人代替他去，若是有人责难，他可以用"不知情"三字搪塞过去。于是，便叫内阁找一个说得过去、也拿得出手的官员，替他来做这件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一点"打枪的不要"，悄悄行动的性质。因为，他知道嘉靖三年那场"大礼仪"之争，是好不容易通过廷杖的镇压，也就是用打大臣屁股的办法才终于平息下来的。不想再起波澜，另添事端。
这样，一个馅饼，从云端落到了严嵩的头上，让他捡了便宜。严嵩捧读谕旨，心痒难禁。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凡进入权力场中的这个人，只要有眼睛、有耳朵，无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关注政治动向。看来，这不但是光荣之至的美差，更是政治上得到重视的信号。
中国文人对权力的渴慕，着实强烈。这应该是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遗训数千年来发酵的结果了。溶化在血液，浇铸于灵魂，潜移默化，无师自通。所以，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热爱权力、羡慕权力、追求权力、酷嗜权力，一门心思要做官，权力乃一生奋斗不已的目标。在文人眼中，权力乃身家性命之事，岂容半点懈怠；权力乃稻菽粱谷之重，不可须臾或缺。因之，没有权力的时候努力要得到权力，得到权力的时候拼命要抓住权力。
说来可怜，严嵩进士出身之后，虽由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一路走来，几乎都是清水衙门。你不能说他没有做官，官是做着的，不过像脱水蔬菜，缺乏生气；你不能说他手中无权，权也是有的，不过像兑水白酒，度数太低。因此，他既不是白丁、庶民、老百姓、引车卖浆者之流，也不是多么炙手可热、脑满肠肥、官运亨通、威风凛凛的人物。在明代，凡官员被打发到南都，也就是南京去吃粮混事，在北京执政者的眼中，都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既拍不得、打不得，也拿不起、用不着的闲散大老爷。面子是有的，里子却不免水裆尿裤。所以，这道黄绫缎子包裹着的谕旨，让那些同坐冷宫的僚佐，仰起脑袋，两眼放光，艳羡这个大个子走了狗运。《明史》称严嵩"长身戌削，疏眉目，大音声"，可这回，个子高高，嗓门亮亮的严嵩，却保持难得的沉默。不是谦虚，而是琢磨：是谁关心着他，是谁惦记着他，是谁在丹墀之上向当今圣上谏言而选中了他？可以设想，那时，没有春节晚会，没有小品表演，但肯定有人会对朱厚熜说类似的台词：这个严嵩，他太有才了！陛下，此去拜奠，非国子监那位祭酒严嵩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