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年前的，敢立这块“不杀士大夫”的石碑，固然出于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顺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赵匡胤要结束军人对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真理，但这句话只是半句，另外半句，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做到了。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下了“不杀”二字，也就提供了实行文官制度的最起码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也就是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衙役”，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是被当官的、有钱的、拿刀动枪的视为可以骑在头上拉屎撒尿的臭老九，当然更是以为首的暴君们视为大逆不道的整肃对象。在此之后，至少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有一行字，“士人不可杀”。大宋王朝，第一，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第二，士人确实也杀得较他朝为少，因此，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因为其国力强大，不是因为其人口众多，不是因为其地大物博，也不是因为其历史悠久，而是因为其拥有的这种文化渊源。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险几亡国过，但之所以衰而不败，败而不灭，灭而重生，生生不息，得以筚路蓝缕，走出困境，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也许相当一段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钳制得万马齐喑；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
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同样，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这位遗民甚至要躲到湘西石峒才能摆脱大清王朝文网的压迫，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道理很简单，人只有一个脑袋，可不是韭菜，割掉一茬，仍可再长一茬。因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后来的执政者，给文人一点安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舍他，无人敢做出这样的承诺，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就这一点来说，赵匡胤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历史上少有人注意宋太祖此举，即或有，也一笔带过，或者存疑，只有王夫之以“盛德”二字，表示他衷心的赞美。
有论者以为，这块誓碑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时，医药的、农林的书，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顾虑。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并发扬光大的原因。
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起源，是与这块在建隆三年（962）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德国汉学家库恩（Dieter Kuhn）在《文化史》一书中指出：
中国在11世纪至13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垦，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富人阶层，促进了饮食文化、茶文化、建筑和居住文化的发展。
因此，库恩甚至认为，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Rhoads Murphey）的《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个黄金时代有精彩的论述：
――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在宋朝，作为中华帝国主要光荣之一的科举制度达到了它的顶峰。得到选拔的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来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以上摘录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对唐宋文人稍有了解的读者一定会知道，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胜于前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甚至不过地市一级。而、的官位大抵相当于省部级，、、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这就是王夫之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了。
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他的御像也是粗黑肥硕，与读书人之文雅清秀毫不搭界。其实从他的祖辈起，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不仅拥有殷厚的根底，还渐渐拥有门阀的褒望。从他的高祖开始，为县令者，为藩镇从事者，为刺史者，为检校司徒者，不一而足，在涿州时即为名门望族，在太原时更为世家豪族。当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时，家道不幸中落，然而，大户人家的出身，贵族后裔的履历，诗书礼教的素养，传统精神的渊源，在气质上，在教养上，已非前辈那一派赳赳武夫的形象。
凡读过孔孟之书，受过学塾教育，稍知斯文修养，略懂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亲和，对于文人的认同，对于方块字的敬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而那些识字不多、读书不多、思想狭隘、意识愚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就是那些以大老粗为荣的，而且还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才会抵制文明和文化，才会忌畏文人和士子，才会挟嫌报复，狠下死手整知识分子。因此，与文化素质欠缺或文明修养差池的掌权者，是根本找不到共同语言的，这就是在《秋水》里所讲：“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就像与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无法交谈万里无云的广阔天空一样，一个正常人不可能与的榆木疙瘩彼此沟通，相互呼应。
巴尔扎克有言，不经过三代的陶冶，成不了贵族。《千里送京娘》中那个善良护送弱女子的男主角，就是赵匡胤。赵家虽属武将，世代从军，但宋太祖却是个异数，酷爱读书，“虽在军中，。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公元958年，“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据《宋史》，“既长，容貌宏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甚至被周世宗柴荣视为隐敌，而心怀戒意。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之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从谏如流的也做不到。因为，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的必然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做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从公元875年黄巢之乱起，或许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的二百年间战乱频仍的历史经验。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了这块“不杀士大夫”誓碑。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以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新科进士鱼贯进入朝堂，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其实唐朝每次科举的录取率仅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的方针。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第一是赵匡胤对于历史的经验总结；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养、精神渊源的影响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对于武将夺权篡位的巨大威胁始终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自己搞过这样一次突然袭击，也就是“陈桥兵变”，侥幸成功，他不能戒之惧之，不能不防患于未然，不能让别人再捡这个便宜。其实“黄袍加身”的发明权，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蹈袭他的上司郭威。他的老长官起事就更仓促了，甚百年老店裁员1.2万人至连黄袍这样重要的道具也未准备好，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黄旗裹在身上，就剑不出鞘，刀不血刃，把江山夺了。这种投入极低、产出极高、堪称价廉物美的兵变模式，对那些野心不小、胃口很大、头脑简单、手握虎符的将帅，肯定极具诱惑力。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自然不能让别的将领如法炮制来对付他。说白了，这种兵变模式，太容易被复制了。更何况他亲眼目睹拥兵的藩镇是如何不停制造内乱，五代跋扈的武将是如何夺权篡国称帝，而要让将领们死掉篡夺之心的最佳之计，莫如剥夺他们的统兵之权。因此，这才有“杯酒释兵权”，这才有“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军事建制，这才有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举制度。这固然是后来导致败亡的“积贫”、“积弱”和“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后遗症的由来，但也是因经济发达、文化鼎盛、科技昌明，造成大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转捩点的原因。
关于这块“不杀士大夫”的誓碑，首见于宋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据《宋史`曹勋传》，已经被俘虏到金国为降人的，对即将南归的曹勋交代：“（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两宋王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这块誓碑起到极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第二，赵匡胤为赵氏家族的开国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钳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第三，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谶语诅咒，对后世继承人的阻吓作用，是毫无疑义的。在世界，在中国，如果不是唯一，也少有这样器识的最高权力拥有者，敢以碑刻这种不易磨灭的方式，做出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的承诺。王夫之说：“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
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誓碑的真实性表示存疑，理由有三，一是靖康之变发生时，《避暑录话》的作者叶梦得不在京城；二是宋人李焘所着《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元人脱脱所着《宋史`太祖本纪》中，未见类似记载；三是如此盛德之举，正应借以广树恩信，延揽人心，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讳莫如深。这就是读书人书读多了之后的“知多识少”了，惟奉“本本主义”，而昧于事理常识。其实，非亲眼目睹的事实，不能断言其不存在；未见于信史所载，也不能说明便是杜撰。至于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项德政大肆宣传，制造舆论，只不过是以今人发红头文件、开群众大会、学报纸社论、谈学习心得的行事方式加诸前人而已，这就是书呆子的好笑了。试想一下，赵匡胤不是傻瓜，这种皇室内部的密约，具有相当程度的底牌性质，怎能公之于众，成为束缚接班人手脚的羁绊呢？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五代以来，武人嚣张成性，能够忍受如此二等公民的安排吗？而小媳妇做惯了的知识分子，得此尚方宝剑，那还了得，岂不要骑在皇帝的脖梗子上拉屎吗？
宋代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一以贯之的重用并优待文臣，轻易不杀臣下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所遵奉并认真执行的。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庆历三年》的范、富争论中，范多次提及“祖宗以来”，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这块誓碑，其实是一条可以约束皇帝的戒律。“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知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朝廷大怒，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以正法，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上前。”范仲淹认为：“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释然从之，仲约由此免死。既而，弼慢甚，谓仲淹曰：‘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退斋笔录》载，元丰年间，神宗欲处置一名办事不力的转运使，蔡确和章dūn也是以“祖宗以来”四字逼皇帝让步。当时，对用兵失利，神宗挺没面子，要杀这个失职的转运使，一以卸责，二以泄火，三以树威。没想到承旨办案的宰相蔡确拒绝执行，他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接下来，神宗说，不杀可以，“使刺配远恶州郡”。时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的章dūn，坚称不可，“如此，即不若杀之”。他认为“士可杀，不可辱”，黥面对士人来说，胜于刑戮。事后神宗对二人喟然长叹：“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dūn居然像吃了枪药地回答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这种臣下顶撞主子的回答，宋以前的秦、汉、唐听不到，宋以后的元、明、清更听不到。
蔡确敢顶着不办，章dūn敢力阻刺配，都是有这个“祖宗以来”在撑腰，神宗无可奈何地收回成命，只好作罢，也是不得不顾忌这个“祖宗以来”。其实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明白。首先，大宋王朝舍太祖外，无人配称祖宗。说“祖宗以来”，就是指赵匡胤的这块誓碑。其次，这块誓碑，除了皇帝外，再无他人亲眼目睹，所以无人敢公开直接地说出口，于是，约定俗成，用“祖宗以来”而讳说誓碑。第三，只要一说“祖宗以来”，誓碑上一、三两条，都非重点，要害就在“不杀士人和言事者”这一条。也许正是这一份自古以来对文人士大夫从未有过的保护条款，使得知识分子积极性迸发，能动性大增，创造性蓬勃，从而成就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
宰相吕大防对宋哲宗说得再明白不过：“自三代以来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他所以如此宣讲，也是要宋哲宗记住誓碑的祖训。而这个接神宗大位的年轻人，在他真正掌握帝权后，马上就报复当年谏诤过他“好色”的刘安世和范祖禹，绝无“宽仁”可言。起初，他虽为帝，但垂帘问政者乃宣仁高太后，这“好色”二字，要是惹老太太不高兴，很可能废了他，所以他特别恨这两个人多嘴。于是，御笔一批，说这两位台谏“辄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以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从他所用“诛殛”一词来看，大有不杀不足以泄旧愤之意。其心胸歹毒褊狭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太祖誓碑，如果没有“天必殛之”的诅咒，早砍下他俩的脑袋了。因为誓碑的约束，因为谶语的威吓，他住手不予“诛殛”，所以，他也就敢宣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了。可他不得不说这番话，说明他“跪瞻默诵”过这块誓碑，大概不敢太不当回事的。
再从北宋时期着名的“乌台诗案”和“车盖亭诗案”看，这两起文字狱事主苏轼对神宗的大不敬，对时局的大不满；蔡确以唐代的影射当朝主政的皇太后，那矛头直指最高掌权者，是明显不过的“恶攻”罪，要是放在明朝或者清朝，肯定活不成了；可在宋朝，止于流放而已。虽然流放，得以保全性命，但缓慢的死亡，无穷的折磨，更是一种苦不堪言的惩罚。《宋稗类钞》说：“章dūn恨安世，必欲杀之。人言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八州恶地，安世历遍七州，所以当时有‘铁汉’之称。”像刘安世居然能够存活下来，像苏轼最后赦回至中原常州，是极少的幸运者。凡流放于荒州野县的两宋政治人物，最后无不瘐毙于蛮烟瘅雾的毒域。然而，比之明朝的“腰斩”、清朝的“凌迟”来说，就算是“仁政”了。若无赵匡胤的誓碑，恐怕连这点“仁政”也不会有的。
两起文字狱事件，很大程度因党争而起：神宗支持变法，变法派便借苏轼一案，打击反变法派；同样，哲宗继位后，宣仁高太后主事，她反对变法，反变法派便拿蔡确一案，搞倒变法派。但是，当案件进入实质阶段，到底是杀是关，是释放还是流放，便出现与他朝迥然不同的众说纷纭现象。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文字狱的第一目的，就是消灭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文人；第二目的，亮出屠刀，人头落地，杀鸡给猴看，诫示文人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按照主流意志行事。元、明、清的知识分子，恨不能把头缩进裤裆里去，吓得连屁也不敢放一个，就是因为没有大宋王朝“不杀士人和言事者”的保证。所以，在宋朝，无论变法的，反变法的，对于蔡确的惩罚，齐感不妥。遂不分畛域，不计前嫌，联合起来，要求皇帝按祖宗之法，也就是按赵匡胤誓碑处理。
北宋这两起文字狱案件，雷声大，雨点小，都以流放了结。苏轼流得近一点，蔡确流得远一点。
“乌台诗案”来势汹汹，大有就地正法的形势，苏轼被押到开封，关进大牢，大家都替他捏把汗，他自己也吓得魂不附体。慢慢地，开始有人为他缓颊，都拿誓碑的精神说事。据《长编》：“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王安石之弟）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章dūn也规谏过神宗：“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于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关了苏轼三个月后，不想、不愿、也不敢杀文人的神宗，终于将他释放了。还算手下留情，发配湖北黄州，不算太边远，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相当于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回来，不一棍子打死，给出路的政策。有饭可吃，无公可办，那时大概不用写检讨、作交代，这样，他倒有充足的时间吟诗作赋，着名的《赤壁赋》就是在黄州写出来的。
“车盖亭诗案”的处理，复杂得多。元人脱脱编《宋史》，将蔡确列入奸党传，未必合适，但自宋而元而明，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一直负面，也是客观存在。第一，神宗死了，哲宗继位，宣仁高太后主政，重用旧党，推翻新法，形势对蔡不利；第二，继王安石为相后，蔡又极其卖力气，贯彻新法，很得罪了那些反变法派；第三，生性歹毒，作风恶劣，害人甚多，结怨不少。此案一出，很令他的对立面欢欣鼓舞，想不到你小子终于有这一天。但谪令一出，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绝对要他性命的处置，令朝中支持他的一派，反对他的一派，以及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一派，都傻眼了。他是当朝宰相，即使有错，也应得到尊重，应该体面下台，更不能远放新州，到那“与死为邻”的州县。于是，大宋王朝的变法一派，反变法一派，竟一致认为处分过于严重，而且与祖宗家法不符。
赵翼在《廿二史记》中有一则关于车盖亭诗案的感想，此公以十分讶异的笔调写道：这是怎么回事呀？“若论（蔡）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后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谓恐启罗织之渐，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封还除目者，彭汝砺也。谓薄确之罪，则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自谓自乾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为谪确为过当。”
赵翼为清朝大学士，自然是以大清王朝对待文字狱的态度来看待蔡确这几首牢骚满腹的诗。他认为统治者屠灭自由表达意志的文人，是的；文人只能跪着活而不能站着生，也是应该应分的。而大宋王朝的文人，不但敢于提出异议，而且范纯仁等一干人，平素与蔡确形同水火，泾渭分明，观点对立，互不相能，都是对熙宁变法持反对观点，因而程度不同地受到王安石及其党羽的打击、排挤、压制、远谪，可是一到了有背祖宗之训，有违誓碑之旨，就都跳出来为罪犯求情。正因如此，他指摘这都是“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正常，视为不正常；不正常，反而被视为正常，这大概就是九百年间不谈赵匡胤这块誓碑的原因。做帝王者不谈，可以理解，他们绝不允许文人犯上作乱，他们最害怕的是文人以自己的头脑思考。做文人者不谈，就不可理解了。但你读了赵翼的这段妙文以后，就会知道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怎样将一个正常人变为不正常的，而这个不正常的人，竟会成为迫害他的人的同党、帮凶，并视其所作所为无不正常，这就是我们从中读到的弦外之音。中国知识分子之可怜可悲，就在于这种自觉和不自觉地甘为统治阶级的鹰犬，反噬同类，还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这也是赵匡胤誓碑之所以成为鲁殿灵光的绝唱，你文人不自重，不自好，不自强，不自立，那别人还重你个屁？
不过，赵翼所说的“宋之不竞”，的确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后人眼里，宋朝乃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不振作、最不提气、最为窝囊、最为扫兴、仅有半壁江山的一个朝代。赵宋王朝为什么造成这样的败象，主要由于“冗官”、“冗兵”、“冗费”，而尤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这是一个竟然向邻邦纳贡称臣才得以苟安一隅的王朝；这是一个竟然有两个皇帝被人家抓走当俘虏的王朝；这是一个最后竟然连立锥之地也没有，皇帝被迫飘荡在海上的王朝。然而，就这样一个先输于辽，后败于金，最后亡于元的“积贫”、“积弱”的王朝，由于赵匡胤的誓碑，文人得大自由，文化得大发展，文明得大进步，文学与文艺得大繁荣。军人和军事活动为时代主题的战争年代，毁灭、死亡、破坏、灭绝压倒一切；文人和文化活动为时代主旋律的和平年代，建设、发展、腾起、富裕成为基调。于是，两宋王朝积三百年的努力，其高度发达的经济、突飞猛进的科技、高产丰收的农业、富庶活跃的市场；其规模宏大的城市、大量增加的人口、生活安定的社会、诗书礼乐的环境，成为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所以，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钱穆则说得更仔细些：“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之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将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也是强调唐宋大转变中的文化含量。“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中国社会史》）
仅就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来说，除造纸外，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三项，这些宋朝人智慧的结晶，一直到今天仍为当代社会所需要。现在电脑上使用的印刷体被称为“宋体”，这个“宋”，就是宋朝的“宋”。宋朝人的社会生活模式为后世中国人所承袭。或者说，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秦，与汉，与唐，都不搭界，从文化渊源上讲，与宋，却是最为接近的。严复有过这样一种论点：“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赵匡胤的誓碑，也许是子虚乌有，然而，有一点不可抹杀，两宋王朝对于文人的优容，对于文化的扶掖，对于文明的提倡，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宽容，也许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肯定的时期了。
凡文人，无不具有一点浪漫气质。
浪漫，成就文人；越浪漫，越有可能造就真正的文人。所以，不浪漫，当不成文人，至少当不成真文人，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一点也不浪漫的文人，最好去当锱铢必较、涓滴归公的会计员；或者，去当颗粒归仓、一尘不染的管库员。中国文学史上常常发生的误会，就是将会计员和管库员弄来当作家和诗人，而把作家和诗人送去做会计员和管库员。凡的朝代，文人相对活跃，文学遂有可能繁荣；反之，各不得其所的朝代，文人活得很没趣，文学也就发达不起来，于是，只有凋敝。
如果当初，给一个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的人一把刨坑的铁镐、一副担水的铁桶去植树造林，有六十年工夫，至少可以绿化好几座荒山秃岭。但是，非要塞给这个不会浪漫、不懂浪漫、也不敢浪漫的人一支蘸水的钢笔，一沓厚厚的稿纸去进行创作，写了一辈子书，可谓绞尽脑汁，码了一辈子字，堪称搜索枯肠，结果，在纪念他从事创作六十周年之际，除了他自己外，鬼都说不上来他的成名作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可是，六十年来，造纸厂却不得不砍伐森林，制造纸张，用来印刷他所写出来的，由于不浪漫因而也就不文学的小说和诗歌。
按时下流行说法，其实这是一种很不低碳的浪费行为。
所以，文学史证明了这一点，浪漫，乃文人的天性。唯其浪漫，才有文学。浪漫和文学，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一面有多大面值，那一面也会有多大面值。这就是说，浪漫有多少，文学也该有多少。什么叫浪漫？浪漫就是感情的全部释放，就是个性的充分张扬，就是天资的完全展现，就是内分泌饱和到临界程度，就是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处于活跃兴奋的状态之中。那些循规蹈矩、只知道等因奉此的，那些按部就班、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那些点头哈腰、唯信奉本本主义的，那些头脑冬烘、连放屁也没味道的……基本上进入木乃伊境界的文人，既别指望他们浪漫，也就更别指望他们文学。
所以，中国的大文人，必先有大浪漫，才有大文学，如唐之顶尖文人之一，如宋之顶尖文人之一苏轼，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范。
中国的小文人，并不因为其小，便收缩规模，只能小浪小漫。事实并非如此，成就有高低，名声有大小，但在浪漫面前，人人有份，一律平等。大文人可以大大落落、大张声势地浪漫，小文人照样也可以大锣大鼓、大显身手地浪漫。
南宋诗人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为唐诗人张籍之后裔。据宋人陆世良《宣城张氏信谱传》，张于湖“幼敏悟，书再阅成诵，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绍兴甲戌，廷试擢第一，时年二十有三”。在脱脱主撰的《宋史》中，也称他“读书一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年十六，领乡书，再举冠里选，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高宗谕宰相曰：‘张孝祥词翰俱美。’”
张孝祥参加的这年科举，没想到竟与秦guī之孙秦埙同科，秦guī为了能让他的孙子稳居榜首，做足工夫，所有考官都由他点名安排，悉由其党羽充任。据说考官董德元从“誊录所取号得之，喜曰：‘吾曹可以富贵矣！’遂定为第一，榜未揭，（另一考官沈）虚中遣吏逾墙而白秦（，guī之子）”。这帮马屁分子内外勾结，共同作弊之下作，“喜曰”的嘴脸，“逾墙”的丑态，简直到了乌烟瘴气、令人发指的地步。
接下来便是廷试，也就是的亲自面试。策问题为“师友渊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无伪，心何冶而克诚”，秦埙显然早知试题，对曰：“自三代以下，俗儒皆以人为胜天理，而专门为甚，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者曾不经意，顽顿忘节……顾欲士行之无伪，譬犹立曲木而求直影也。张孝祥的策论，与秦埙正身守节、修德养性的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着眼大局，以家国为怀，表达出一个中国文人在此国亡家破时期应该有的挽危救艰、奋起图存的精神诉求。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废俱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臣辈委质事君，愿以是为标准，志念所欣慕者，此也。”虽然甲乙分明，高下立见，但大主考汤思退仍内定秦埙夺魁。宋高宗看罢秦埙的策论，通篇“皆guī、语”，有点烦。而史载，这个浪漫的张孝祥“廷对之顷，宿醒犹未解，濡笔答圣问，立就万言，未尝加点”。高宗将秦埙的答卷放在一边，看到御案旁尚有他卷，遂择而观之。“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奖”，“而又字画遒劲，卓然颜、鲁，上疑为谪仙，亲擢首选”，“复自裁择，乃首擢公，亲洒宸翰：‘议论坚正，词翰俱美。’”
“先是，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公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原，公道昭明于天下。”在权奸秦guī气焰不可一世之际，在主和派投降主义猖獗一时之际，在汉奸卖国贼里应外合嚣张之际，也是这个根本就不想打也不敢打早被金人吓破了胆的主政之际，张孝祥说出了中国人不能不为岳飞说的伸张正义的话，确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因此，他不光文章过人，而且，非常非常之爱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要为他大书特书的一笔。“伏枥壮心犹未已，须君为我请长缨”，主张收复失土，反对苟且偷安。报国之心，出自肺腑，从戎之念，时在胸臆。为南宋初期着名主战派代表人物，与李纲、岳飞、赵鼎、胡铨、张元斡等人齐名。他的一首《六州歌头》，是在建康留守任上写的，最为脍炙人口：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zhū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据说，读罢了这首新作之后，在主座上倾听的张浚，为之动容，激动万分，心潮澎湃，实在无法再平静下来，只好罢席而去。
对文人而言，哀莫大于生错了时代，哀莫大于在这个时代里被彻底阉割，你不但不能浪漫，而且也不能文学，若你托生到这个时代，你不想完蛋也不行，那些既不浪漫也不文学的同行，会第一个伸出手来掐死你，中外古今，无不如此。张孝祥的全部不幸，就是生在中国历史上最没起子的王朝。第一，这个王朝的全部皇帝（包括北宋和南宋），基本上都是无大作为、无大起色，更无大器度、无大胆略，从来也站不直的窝囊废。第二，由于这些令人泄气的统治者，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宁可以岁币，以绢匹，花大笔的钱，向辽、向党项购买太平；南宋一百五十三年，宁可称臣称侄装孙子，向金、向元求得偏安一隅。于是：
中国历史上最大卖国贼，得以售其奸；
中国历史上最多投降派，得以张其势；
中国历史上最嚣张的隐性汉奸，得以肆行妄为。
这三者，上下交征恶，大宋王朝便像残焰枯烬的一盏油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直到最后一滴油耗尽，赵氏王朝便在珠江口的崖山上，跳海终结。这期间，推波助澜的隐性汉奸，在中国败亡史上，从来扮演着一个可耻的角色。
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隐性汉奸，是一股极其可恶的离心力量。当中国处于绝对强大的时期，他们只是说些冷话，泼些凉水，起着腐蚀的作用；当中国处于相对弱势的时期，他们就会兴风作浪，煽风点火，起到破坏的作用；当中国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他们就是一支第五纵队，会进行颜色革命，起到推翻政权的作用。
隐性汉奸，尽管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尽管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一、中国的一切一切都错，即使对的，也错。二、外国的一切一切都对，即使错的，也对。他们这种永恒不变的看法，也是所有中国人用来判断过去的隐性汉奸和现在的隐性汉奸一把百试不爽的尺子。
在这个由最大卖国贼、最多投降派和最嚣张的隐性汉奸猖獗的组合体里，公元1154年（绍兴二十四年），张孝祥举进士第一。据说，如果不是高宗赵构在殿试时第一眼看到张的考卷，书法竟是如此优美，再看一眼张的策论文章，行文竟然如此漂亮，立刻擢为第一。主考官提醒道，名次排列已定，第一名已内定为秦guī的孙子秦埙，高宗调卷一看，改为第三。发榜以后，秦guī无奈，可随后就设名目，将张罗致入狱。幸秦guī不久死，孝宗朝屡迁中书舍人，直学士院，领建康留守。张浚渡江与金人作战不利，上至已为太上皇的赵构，下至满朝满野的隐性汉奸，一齐发难，张浚罢，张孝祥受牵连，这位爱国诗人到底被乌龟王八蛋们联手排挤出局，寻以荆南湖北路安抚使请祠，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
有什么办法呢？卖国贼手中有权力，投降派人多有声势，而隐性汉奸可以造舆论，可以搅浑水，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混淆是非。于是，张孝祥活不过四十岁，便悒悒而亡，这大概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一个最浪漫，也最文学的天才，最不能容忍的，便是卑鄙。而那一张张隐性汉奸的无耻嘴脸，如跌入蛆虫泛滥的粪缸里，不死何待？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特别强调其“举进士第一”，对张孝祥的文学成就评价极高。“皆称其词寓诗人句法，观其所作，气概亦几几近之。《朝野遗记》称其‘在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一词，感奋淋漓，主人为之罢席’。则其忠愤慷慨，有足动人者。”又曰：“其门人谢尧仁序称，孝祥每作诗文，辄问门人，视东坡何如？今观集中诸作，大抵规摹苏诗，颇具一体。纵横兀傲，亦自不凡。故《史》载王阮之语，称其平日气吞虹霓，陈振孙亦称其天才超逸云。”
就是这样一位在文学史上说不上是顶尖的，但在同时代的文人中，却是铮铮佼佼的一流，他不但有非凡的文学成就，而且更有绮丽的浪漫故事。
你无论如何想不到，就这位极文学、极浪漫的张孝祥，元曲大家关汉卿《萱草堂玉簪记》与他有关；戏曲家高濂《玉簪记》也与他有关；而明代无名氏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和明人《燕居笔记》中的《张于湖宿女贞观》，都更是明明白白地以他的浪漫形象为作品题材。如此多的作品，聚焦在他身上，仅此一点，便可想知，在张孝祥那个时代，此人不但是一个风华出众的文章高手，更是一个风流蕴藉的多情才子。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元、明、清三代戏曲、杂剧、话本的舞台上，一个屡被演绎的浪漫人物呢？
甚至到了21世纪，白先勇先生还将这出《玉簪记》，改编成现代版昆曲，将要继青春版《牡丹亭》之后，在北京南新仓的皇家粮仓小剧场里献演呢！
从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中一则记闻，可以充分领教这位文人的浪漫。中外古今，大概还找不到别的文人能够浪漫得出这样一次以他为中心的嘉年华式欢宴聚会。当时，张孝祥受主持北伐的将领张浚邀请，到他司令部所在地，为建康留守。随后，又知京口（即今之镇江）可能距离淮蚌前线更近些，张浚就派王宣子接他，要他从南京移镇于此。这就是“张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的来历。斯时，“多景楼落成，于湖为大书楼扁”。张于湖书法出色，自是他当仁不让之事。他的字，现在还能看到，如《泾川帖》，当得上潇洒飘逸、神韵悠然的美誉。据说，宋高宗、宋孝宗对其字都赞叹不已。据《宋史》本传：“孝祥俊逸，文章过人，尤工翰墨，尝亲书奏札，高宗见之曰：‘必将名世。’”陆游说过，“紫微张舍人书帖，为时所贵重，锦囊玉轴，无家无之”。连爱挑剔的朱熹，也认为“安国天资敏妙，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笔意，使其老寿更加学力，当益奇伟”。
据宋人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载：“今南山慈云岭下，地名方家峪，有刘婕好寺。泉自凤山而下，注为方池，味甚甘美，上揭‘凤凰泉’三字，乃于湖张紫微孝祥所书。夏执中为后兄，俗呼夏国舅，偶至寺中，谓于湖所书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书三字易之。孝宗已尝幸寺中，识孝祥所书矣，心实敬之，及驾再幸，见于湖之匾已去，所易者乃执中所书。上不复他语，但诏左右以斧劈为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诏仍用孝祥书。”
所以，这次楼匾题字，非张于湖手书莫属。“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大宴合乐，酒酣，于湖赋词，命妓合唱甚欢，遂以红罗百匹犒之。”看来，他之谢绝银两，而讨红罗百匹，是要馈赠给那些佳丽的。估计那天盛会，至少有上百位丽服盛妆、奢华曳冶、花枝招展、灿若桃李的红粉佳人凑趣，才能营造出来云鬟玉臂、满室生香、袅袅婷婷、莺歌燕舞的浪漫气氛。
也许只有风流到顶点的张孝祥，才有此等大手笔。当代文坛上那些既无浪漫，也无文学的俗不可耐之辈，或者，即使那些稍有一点浪漫，稍有一点文学的半瓶醋之流，可敢这样非分地浪漫一下，怕是连放肆地想一想，也是不敢的。当代那些下流作家，最大的本领，就是来不及地让笔下的男女人物脱裤子，然后，一边流着哈喇子，一边描写他们交合的性行为，这才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浪漫”。
现在，让我们回到南新仓的皇家粮仓的小剧场里，等待新版《玉簪记》的上演吧！早些年，我曾经在四川成都郊区一家小戏院里，看过一个来自外县的剧团演出的高腔折子戏《秋江》。初冬的成都，那一份飕飕的冷意，不多的观众，那一副瑟缩的神色，我对主人说，早知如此，不如找个地方喝茶。固执的主人，一定要我“等哈，等哈”，即等一下的意思。终于在好几次“等哈”以后，陈妙常出场。我敢说，那简直是奇迹，本来叽叽喳喳、乱哄哄的剧场，一下子鸦雀无声，连兜售瓜子花生的小贩也呆住了。显然，这位看上去极其美艳，细打量极其娟秀，称得上光彩照人的女演员，将大家吸引住了。虽然，她那身行头很破旧，她那副头面也很寒酸，但是，眼波流情，顾盼生春，表现出一位急切想得到爱情，所谓思春女尼的大胆和追求。从来也不曾见过如此唱、念、做俱佳的演员，一台戏，全被她一个人驾驭住了。
尤其她唱得那么甜美，那么温柔，由不得你不凝神聆听：
你看那鸳鸯鸟儿成双成对，
好一似那和美的夫妻。
白日里并翅而飞，
到晚来交颈而眠。
奴与潘郎虽则是相亲相爱，
怎比得鸳鸯鸟儿，
一双双，一对对，
飞入在波浪里……永不离。
最后的这三个字，是由后台的帮腔唱出来的，其音高亢，其声绵长，令人回味无穷。
秋江之上，道姑陈妙常追赶书生潘必正这段船上的戏，是改编自明代传奇《玉簪记》中《追别》一折。看起来，不但文学史留住了张孝祥，连戏曲舞台也留住了这位于湖居士，而当时那些蛆虫似的隐性汉奸，烟飞灰灭，早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大概就是天道好还、正义不衰的公理了。
其中最为浪漫的一个插曲，莫过于张孝祥授临江令，到该地的女贞观去探望他的姑母时，曾向这位在庵修行的陈妙常示爱过。
这就是浪漫透顶的张孝祥的行止了，他没想到在尼观里，竟有这等堪称绝色的美人，遂留宿寺观。《玉簪记》的故事，高濂依据的是前辈关汉卿的《萱草堂玉簪记》，绝非凭空虚构。而从清人雷琳的笔记《渔矶漫钞》所述，宋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正，工音律。也可证实确有其事，确有其人。本来，这位才子拜见了姑妈以后，就打算告辞的。但他却执意要留下不走，这就是张孝祥毫无顾忌的浪漫了。
他还写了一首《杨柳枝》，挑逗这位美丽的女尼：
碧玉簪冠金缕衣，雪如肌；
从今休去说，怎如伊。
杏脸桃腮不傅粉，貌相宜；
好对眉儿共眼儿，觑人迟。
陈妙嫦显然不为所动，也写了一首《杨柳枝》，拒绝了他：
清净堂前不卷帘，景悠然；
闲花野草漫连天，莫胡言。
独坐洞房谁是伴，一炉烟；
闲来窗下理琴弦，小神仙。
据清人冯金伯的《古今女史》，此故事更有惊人的戏剧性结局：
宋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真观，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于湖。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即俗传《玉簪记》是也。
我又回想起高腔折子戏《秋江》中那位惊鸿一瞥的女演员，如此出神入化地演出了陈妙常之急切，之担忧，之惶惧，之憧憬。那双会说话的眸子告诉观众，她所以情不自禁地去追赶潘必正，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让我们一起为她担心，不知道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在等待着她。现在看起来，张孝祥抛开自己，法外施仁，玉成这场婚姻。你会不由得赞叹，在这个世界上，成人之美，也许是一种最高尚的品行了。
张孝祥有一首《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春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
我查不出溧阳三塔寺与临江的女贞观距离有多么远，更找不到诗中的“三年”是从何年到何年。但是，这首《西江月》，却使我们看到诗人的博大胸怀。文人的浪漫，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也算是臻于极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