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河流域是哺育汉民族和我国一些北方民族的 共同摇篮。黄河流域的远古居民在经济、文化类型和内涵上未显现出鲜明的定居农耕特点之前，这里的居民很多时候是迁徙不定。传说中的黄帝集团就“迁徙往来无常 处”。黄帝部落起源于陇山西侧的天水地区，后举部向陕北地区发展，相传黄帝死葬于桥山。以后黄帝集团又迁徙到燕山地区。这些部落在迁徙和发展过程中相互争 斗是不可避免的，如黄帝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蚩尤和黄帝相“争于涿鹿之阿”。黄河流域的这些远古居民，在相互争斗时弱者被强者驱逐到北方草原，或为寻求猎 物或丰美水草，有一部分人自动向北方草原迁徙，都是极富现实性的推测。《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说黄帝是“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遂禽杀蚩 尤”。就是说黄帝部落由西向东迁徙时先是把活动于黄河流域的荤粥“北逐”之后进入燕山南麓地区，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阿”，“禽杀蚩尤”的。作为对史实认知 持以严谨、实证态度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这一记述，应是可信赖的。
考丁零部落，早期游牧于黄河流域的河套地区，系北狄重要的一支。 清末学者何秋涛认为，它与早期北狄十五个部落中的“丹略”有关系。“旦略”与丁零发音很近，可能就是丁零族早期的名称。《北史》卷九八《高车传》和《魏 书》卷一三《高车传》分别称丁零是“古赤狄之丁零种”；“其先匈奴甥也”，“其语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近世史家亦认为“与匈奴是同干别支”。丁零和匈 奴的祖先都被包括在北狄民族中，文化上比较接近。丁零即可能是在战争中较早地从黄河流域的河套地区赶到贝加尔湖地区的一个大的北狄部落。
匈奴人兴起于漠南地区是无疑的。汉武帝时匈奴人被赶到漠北地区以后即走向衰落，如果匈奴人就是起源于漠北地区，那么被赶回自己发祥地之后恐怕势力不会发 生明显变化的。匈奴人失去位于漠南地区的祁连山和燕支山后，哀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诸如此类现象足以证实匈奴 人无疑是在漠南地区崛起的。
据《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早在春秋时期，即晋文公（前636年～前628年）和秦穆公（前659 年～前621年）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冒顿单于时“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这些记载表明，早 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冒顿单于建立统一游牧政权之前，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就活动在离中原地区近在咫尺的黄河河套以南地区。战国时期林胡、楼烦为 赵国的北邻，赵武灵王（前325年～前299年在位）“胡服骑射”正是从林胡、楼烦那里学来的。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后，既不是“南逐”也不是“南拒”这 些游牧部落，而是“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从此这些游牧部落的名称从文献史籍上消失，他们已成为匈奴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的学者根 据对外贝加尔湖、蒙古国和中国匈奴墓的人骨资料的研究，认为外贝加尔湖和蒙古诺音乌拉墓地出土的头骨的人种类型基本相同，属蒙古人种古西伯利亚类型，在外 贝加尔湖地区可能混杂有欧罗巴人种成分。中国北方匈奴墓中，尚未发现两大人种共存或混血的现象，亦缺乏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桃红巴拉和毛庆沟人骨具有东 亚和北亚人种混合的特征。大通上孙家寨匈奴墓的颅骨特征不同于古西伯利亚类型，属于蒙古人种和南亚蒙古人种。从而我们推测组成北匈奴的主体居民与后来入居 塞内的南匈奴，在人种上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附汉，以及48年匈奴最后分裂为南北二部，除了政治、军事等原因之外，还与匈 奴族源的构成复杂，南匈奴在人种上和中原人相近的因素必有密切关系。
二、汉人对北方民族政权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北方民族形成过程中有很多汉人融入其中。匈奴民族共同体形成时，可能有一部分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后裔加入了其行列中。子午岭以东被商王朝统称为 羌的部落与方国中有一种是夏遗民之未臣服于商朝者，如土方，经过征服，可能大多与商融合，但也可能有一部分往北成为匈奴人的来源之一，对龙的崇拜等文化特 征在匈奴人中的流传，大概与夏人遗裔土方加入匈奴族体有关。《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当有历史根据存在。在以后的历 史时期汉人或被掳掠或以避乱或以投降等形式走进北方草原，逐渐融入北方民族的也很多。据葛剑雄先生估计，两汉一朝被掳往漠南的汉人接近10万人。北齐灭亡 后，高绍义“遂奔突厥。众三千家”。隋末中原地区大乱时“中国人归之者无数”。《资治通鉴》记载说：“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赎 之。……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
以不同途径来到草原的这些汉人对北方民族政权的建立产生了积极影响。汉朝人中行说投降匈奴后为匈 奴出谋划策，俨然成了老上单于的军师。当老上单于“好汉物”达到欲“变俗”的程度时，中行说以“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 汉”为由，劝他保持原有生活习惯，确保了匈奴人的强悍特点。中行说还“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对匈奴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了作用。檀石槐之所以 能建立一个强盛的鲜卑部落大联盟，也和汉人帮助有关。史载：“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 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力马疾，过于匈奴。”已说得很清楚。轲比能统一漠南，也得益于汉人影响，即“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 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盾，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拓跋鲜卑人肇兴于大兴安岭北端的“石室”时以“畜 牧迁徙，射猎为业”，但后经“九难八阻”于258年南迁至毗邻中原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后，与曹魏、西晋王朝往来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此 基础上什翼犍重用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仿照中原王朝“设置百官，分掌众职”，建立代国，为北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突厥兴起，更仰赖了汉人的 势力。《隋书》卷八四《突厥传》：“隋末离乱，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凌中原。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皆北面 称臣。”投奔突厥的这些汉人也充当了突厥人的参谋。《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赞语》：“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 而亡之。当此时，四夷侵，中国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职不逞，皆往从之，其心之谋，导之入，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无有也。”即是汉人助突厥强 盛之实录。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时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汉人功不可没。面对新附诸部、文法未备的难局，康默记“推析律意，论决重轻，不差毫厘”；韩延徽 更劳苦功高，《辽史》称赞他“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女真兴起时也招纳大量辽宋士人，像左企弓这 样的汉人对金初政治制度的确立发生了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