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背景

"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年号，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200余万户(按《通典》记载杜正伦奏，经隋炀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乱，到了唐初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 ，以及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唐太宗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励臣下直谏，魏徵前后谏事二百余件，直陈其过，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贞观之治疆域

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贞观之治政治

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分权行政

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唐太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唐太宗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君臣论治

隋末民变，使唐太宗认识"民依於国，国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选贤任能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绩、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太宗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谏如流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 治风气。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之一，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

整饬吏治

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完善制度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轻刑订律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

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