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京城大官富户纷纷南逃，有的大臣也主张南迁。于谦、陈循、王直坚决反对，主张保卫京师为天下根本。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朱祁钰九月六日即帝位，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以为景泰元年。也先挟明英宗要挟明廷之计不逞，遂于十月率大军进犯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明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大败。随后又转战至西直门进攻明军，也被明军击退。
瓦剌军不甘失败，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明军佯装失利，瓦剌军追到土城，被潜伏在民居内的明军火枪手阻击，死伤无数，不得推进。加上天寒地冻，京师外围守军的奋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
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企图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
战争背景
瓦剌是当时蒙古高原三大部之一，另外两部是鞑靼和兀良哈。明成祖率军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后，瓦剌开始接受明朝的称号，与明朝保持着臣属关系。明成祖死后，他们对仁宣非常恭顺。瓦剌人也能长期在明朝居住，在漠北诸部中唯有瓦剌可以在明朝求得弓刀火铳钢羽等物，故瓦剌是游牧诸部中实力恢复最快的部族，比蒙古诸部强大，他们经常发动战争，兼并弱小部落。仁宣到明正统年间，瓦剌的势力空前强大，控制了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抵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继元而起的一个最大的蒙古政权，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部安全。
明正统年间，瓦剌逐渐强盛，多次侵犯明朝北方边塞；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廷侮辱贡使、削减马价、拒绝联姻，率四路大军南下，统率所部大举进犯明朝边境，前锋直指大同。太监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率二十万大军七月十六日冒险亲征；明朝大军刚到山西大同，前线即传来各路明军溃败的消息，王振不敢进军，便令大军撤退。退至土木堡时，瓦剌军追来，明军溃败，王振及众多将领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被俘，这就是土木堡之变。也先乘明军主力溃散、京师空虚，率军南进，企图攻占明朝都城北京。
战争起因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日，瓦剌首领也先挟持被俘的明英宗，由新保安（今河北附近）、宣化和山西的大同出塞休整。九月在与明英宗一起被俘的太监喜宁的唆使下，欲以送还明英宗为名，趁势进取北京。
战争过程
固守京师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师后，举朝震动，城内人心惶惶。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皇帝异母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以徐有贞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还都南京；而主张抵抗的兵部侍郎于谦则以宋朝南迁的故事为反对迁都，并对皇太后晓以迁都的利害，征得皇太后的支持。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人都赞同于谦，廷议乃决定固守北京。
战争评价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以于谦为首的一部分文武大臣坚决抗战，他们诛杀宦党，稳定局面，激发了广大军民抗击瓦剌军的勇气。同时，注意发现和使用人才；其次是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在情况万分危急时，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即时拥立新君，使也先以为奇货可居的政治王牌英宗失去了其实际的意义，从而使抗敌军民能够放开手脚，一心保城杀敌。再加上于谦能够知己知彼，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长处和短处。瓦剌军队擅长骑射和野外作战，但是存在着兵力有限，不善于攻坚，并且火器很少等弱点。而明军在于谦的带领下，士气高涨，以城池为依靠，以战代守，充分发挥自己火器多，装备精良的优势，在与敌对阵中，先以少数兵力引诱敌军，待敌迫近时，再突然以火铳、火炮火箭等进攻。等敌人阵势被火器打乱之时，用步兵、骑兵发起猛烈反击。这就较充分地发挥了己之所长，削弱了瓦剌军队的优势，从而使明军能够迅速地变被动为主动，仅在五天时间内便迅速地击败敌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此战，明军面对危局，迅速备战，军民互相配合，依托坚固城防，积极歼敌于城外，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战争影响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加强了京师部队的战斗力，组成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机动兵力，使瓦剌军不敢窥视京师；而且还促进了边防建设，收复了许多要塞和重镇，使明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然而北京保卫战也留下了后遗症。被瓦剌放回的英宗在宦官和佞臣的拥戴下发动夺门之变、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重登帝位，废景帝为郕王。而当年拥立明代宗并力主抗敌的于谦却在石亨、徐有贞等卑劣政客的诬蔑下被英宗杀害。
于谦的被害令天下人扼腕叹息。
